━━━━━━━━━━━━━━━━━━━━━━━━━━━━━━ 我下TXT书网www.wxia.net更多免费电子书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如果觉得本书不错，请尽量购买正版书籍，感谢对作者的支持！ ━━━━━━━━━━━━━━━━━━━━━━━━━━━━━━ 过往红尘：八个女人的人生解读 序 写在前面 　　李师东这是一本品味人生的书。作者品评的八位女性，均在上个世纪留下过深刻的人生印记。她们以各自不同的人生姿态和生存际遇，仍让今天的我们萦怀于心。顺着作者的笔触，品读她们的命运和人生，竟会是如此的苦涩而又温馨，仿佛有千愁百结，欲罢不能。 　　是的，对于她们，我们并不陌生。在这八位女性中，其作品还在被我们热读，如张爱玲；其命运仍让我们苦叹，如萧红；其风韵依旧温润如玉，如胡蝶；其魅力已然渐就神奇，如林徽因……她们没有走远，恍如近在咫尺。她们曾经是那样的鲜活，那样的光亮，又是那么的苦难深重，那么的顽强坚韧。她们代表着一个世纪的生命记忆，这记忆固化成一种情结，在不时扯动我们纤细的神经。遥想她们，她们正与我们同在：生存的场景转换了，生活里的诸多细节也有了很大的不同，但人生所应承接的欢欣、所应经受的磨难，是如此的明晰可鉴，又是如此的相似相同。命运仿佛就是一种魔力，操控着人生不同的苦乐悲喜，我们只能对人生作出一己固有的执着，余下的，惟有慨叹而已。 　　本书的作者，作为一位女性、一位诗人，她在面对这些风华绝代的人物所呈现出的人生遭遇和命运情形时，一定是百感交集，心绪难宁。一个偶然的机缘，让作者得以走近这些人物，能悉心体察她们、理解她们。作者情不自禁地走进了她们的世界，走进了她们的生存。作者知道所要承担的会是一份艰辛的工作，但是她义无反顾。就因为她是一位曾经颇有诗名的诗人，也是一位备受生活磨砺的女性。同为女人，作者可以很自在地走近这些人物的内心，会细心体解她们生活的幽微细密之处。同时，不同的人物命运在作者的面前依次展开，也会让作者获得自己个人独立的理解和认识。更重要的是，本书的作者是一位具有强烈诗人气质的女性。作为诗人所特有的敏感真纯和高蹈超迈的气质，能够帮助作者站在个人特定的角度和一定的认知高度上，去把握、审视笔下这些人物和她们的命运。从而，作者在感同身受中对八位女性的人生的关切和领悟，就有了让人耳目一新、豁然开朗的意趣。 　　在书里，作者认为张爱玲的一生，是在为一场奢华倾其所有，她的文字，“把读者的心凿成一眼枯井，又让眼里慢慢地浮起一颗冰凉的泪珠”，“她面对人生的浮世的悲哀和虚无，借助文字的力量，言说着沧海桑田、浮生若梦的历史谶语，仿若在阴阳交界的边缘上洗劫众人的灵魂，那种刻骨和透彻，像梦呓一样使人惊栗”；萧红“在苦难中与世界彼此相知”，是一个“想要让生命的光线淋漓尽致地射透萧瑟命运的女子”；她入木三分地指出：阮玲玉的自杀，从表象上看是由男人引起，究其内里，在于“自身的精神封闭和心理弱势”：“并不是因为她的性别或是她的生计，而是她的心理生存能力的缺失。正是这种缺失，把她带入了自己很难走出的一种心理生存困境。”而对于诗意的陆小曼，作者深挚而悲婉地写到：“只是因为一种放任，她对爱情一念之间的一种放任，她一辈子都为此在付代价。付了，还不够偿还，可见作为女子的不幸。”她是这样由衷地激赏潘玉良：“风雨磨难中，是一个弱者在坚强和容忍中的坦然和微笑。一种叫执着和坚韧的东西大如珠玉，细如雾霭，流动在她的一生之中。她自强不息的刚性气质霰弹如雹似梨花沐雨一般，供今天的女人们享用。”在这本书里，随时闪现着这样独到而精准的睿智感悟，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品味人生的良苦用心。 　　古人说，知人论世。这是一种姿态；佛在说，逢苦不忧。这是一种境地。他们都是在对人生说话。我在想，我们品味他人，其实也是在品味我们自己；而我们读解着人生，人生又何尝不在读解着我们。是啊，除了佛，我们谁能比人生更高明？ 　　好在一切都是人生，一切都是日子。我们不可能高明，但我们可以让自己的人生更加聪明。 　　 悲情阮玲玉 在生存的追问中虚无(3) 　　然而阮玲玉不是张爱玲。阮玲玉把希望寄托在对男人的幻想上。期待，就成为她心河上的利刃，让生活本身透出了悲凉，却无法阻截生存的焦虑和空虚感。于是，她的生活就很容易出现蝴蝶效应：一只蝴蝶扇动了一下翅膀，由于客体的原因发生了变动而被放大，最终导致一场风暴。 　　也确实如此。阮玲玉自杀的直接诱因无非是唐季珊移情别恋，这自然是叫人难过的事，但这种难过却不至于放大到丧失一切的悲苦程度。如果她知道十多万人挤到万国殡仪馆瞻仰她的遗容；出殡那天，灵车所经过的街道两旁，三十多万人为她送葬，她还会如此轻率么？ “我死了，你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好快乐。”阮玲玉在遗书中对唐季珊说。看到这些话，我很难理解阮玲玉是真的想放弃生命，这些话给我的感觉更像是阮玲玉拿了自己的生命作赌注或是武器在试图挽回自己想要依靠的男人。一个经不起风经不起雨的女人，生命是她最后的保护了。这是女人们的善良和单纯。如此的女子，又如何能接受：人生从来就不是单纯的，人性从来不这么单纯！ 　　单纯是女人的本色，也是一种品质，但不是生存的通行法则。只是依靠本色生存的女人，很难形成自己的理性来反观别人的生存经验补充自己。而盲目又惯性地依靠自己的本色，更会带来心理生存能力的弱势和缺失。 　　何况阮玲玉的本色来源还是戴了枷锁的。 　　她的身世很苦。父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被累死。父亲死后，母亲只好带着尚还年幼的她去大户人家做佣人，她七岁时就伴随在母亲身旁替主人家料理杂务。在她的意识里，一个没有男主人的家庭是很无措的。长大后，她一心想通过一个有钱的男人改变她和母亲的生存处境。男人是天，是她本色的体认。 　　然而她成人的时候，正值中国新女性运动发端，社会意义的文字和口号以及现实生存的需要怂恿着她解放了自己，她走向社会做了一名职业演员，又被推波助澜地赋予某种符号的意义，甚至直接成为新女性理论的一种浪漫的精神象征。 　　于是她用行动突出着自己原始生命的内核和本质。她一心要做一个好演员，她以为尽心演好电影就可以解决好一切。她敬业到超乎想象的地步，读剧本读到一百多遍，演角色演到忘我。比如在拍摄《故都春梦》里，她躺在雪地上拍摄冻僵的场景，导演要求她躺一下就行了，她却说，不可以，一定要继续躺到人有点冻僵的感觉，拍出来才真实。在拍电影《城市之夜》中有一场风雨之夜的戏，她被淋水，表示一定要淋透。在《新女性》里，有一场戏是她扮演的剧中角色不愿受侮辱，慌乱中从楼梯上一直滚到底层。演这场戏导演是要用替身的，她不肯，而且固执地要求要狠狠地撞她。她说：“我越跌得痛，说明坏人越狠。我越跌得重，我的心越恨。” 　　像这样的一种进入角色的方式，我以为，阮玲玉是以精神直觉进行创作的表演艺术家，在依靠了生命的直觉来直接抵达角色的深处。她用全部的生命力量进行创作，又在表演中体会了自己生活的不安和内心的脆弱，这样的创作方式造成了她的人生与电影人物的相互渲染。电影角色更强化了她的人生本色。 　　有人做过统计，九年的银幕生涯，阮玲玉拍摄了29部电影，塑造了各个阶层的妇女形象。同样由于本色的缘故，她擅长演绎的是悲剧角色：“她在银幕上曾自杀四次，入狱两次，其余便是受伤、癫疯、被杀和病死等等。虽然影片大都注重传奇性的结构，而且只限于揭露社会黑幕，未能指引光明的出路，但是，无论她饰演哪一种角色都是充满着斗争，无论怎么受困也保持纯洁的灵魂，凭她的精湛而惟肖惟妙的演技，简直使剧中人跃然地感动观众。”（见1948年2月号《电影论坛》署名石郎的文章）自杀、入狱、被逼发疯、病死街头……阮玲玉演绎这些人物角色，凄苦的眼神，茫然的内心，让看的人身临其境。她因此成为明星，也因此虚无。仿佛一朵绚丽的烟花，她盛放在人们的头顶，包括在她自己的头顶。那是一块僻静而又美丽的地域，她身不由己地到了那个地方，同时也从此倘佯于自己的和社会的期望值之中。这种期望值的指向是她和社会的合谋，如同高高的竹篱笆把她和世界群体隔开了, 一方面她要稳住自己，并且坚持；另一方面,她又感到一种“生命被赋予却无法完成”的宿命。孤独便像蜿蜒的小径看不到尽头。 　　 在生存的追问中虚无(4) 　　这情形有点像一厢情愿的个人单边主义，也如同彩虹。阮玲玉不懂或者想到了却还没有给自己预备起调整能力，她的生存经验只能依赖自己的本色。或许她从心理定位上退回到普通人的不慕虚荣，情形会好一些。偏偏她并不具备这份自信的内心。她的出生经历使得她一直是自卑的，她甚至连客观认知自己的勇气都没有，所以她很慕虚荣，很计较在意别人的评价。 　　这份在意对于阮玲玉，无非也就是给了自己一些虚假的、让自己自信起来的信息而已，是一种自我虚假繁荣——给人看的要强。却不能真的让自己在客观独对时有能力自信和坚定。自信其实是一种综合积累，并不是人人都有此资格。或者简洁一些狭隘一些，哪怕只是就事论事也好些。可是，她又不愿放逐自己或者不懂得凡事看轻则轻的生存调整，所以，在阮玲玉的内心深处，对未来的生存恐惧，始终是她的私痛。 　　有一天，私痛那狭窄的边缘突然沉陷，身侧甚至没有一个可见的伴行者,她只能是连一根稻草都没有了，于是吞服两瓶安眠药，深深地、深深地睡眠。生命也渐渐地由轻而重地沉入幻觉的虚空。 　　这是阮玲玉的自我困境。在这个困境里，才华和美丽是她身上直观而又神秘的特质。从远处看，绚丽夺目，缤纷斑斓，使得社会在凸显着她的同时也影响着她精神的歧义：社会的偏爱容易让她专注于自我、幽闭或虚荣等等，从而无法把对人生的思虑与眷顾注入到自己的个体生命之中，去洞见生存的意义和尺度。 　　我想，阮玲玉的本意或许并没有想过用付出生命的方式，穿越纷繁的世相，去思考存在，思索女性的生存出路。但由于她的影响力，事实上她是在自身面临着生存的无法解脱时，用放弃生命这种极端的方式烛照生存的虚空。因此，在本质上它标志着女性对生存的终极意义的眷顾程度，标志着女人对“现存在”方式的最富于力度和震撼的逼问和否定。从此意义上讲，阮玲玉的自杀，象征着个体生命价值的最大限度的实现和确证。 　　如此，对她的了悟，就像面对初生的婴儿，让生存着的我们更新。 　　于是我想，所谓女性解放，最实质的意义应该是心理的解放。走向社会、经济独立，不过一种解放的表象罢了，没有心理独立的解放不是真正的解放，女人们也很难有单纯的快乐。而快乐当然应该是单纯的：只是因为快乐而快乐，这样单纯的快乐也才是真正的快乐。 　　然而我盘缠的思绪却没有轻盈起来，就像我的语词和思想永远抵达不到内心的边缘，我也终是不能在时间的河流和溪水中，寻找那属于女性智慧的清泉。这是人的局限性，也是生活本来的不确定性。也由于此，我们每个人便都保留了自己的梦想的空间。 　　我忽然想起，在福音书里,耶稣基督也曾经这样开启那些倘佯于旷野要看先知的人: “你们去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看风吹动芦苇吗？看穿细软衣服的吗？那穿细软衣服的在皇宫里。你们去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是要看先知吗？” 　　是的，他们去到旷野，是要看先知，而不是看在风中摇曳的芦苇。但他们却认得出风中摇曳的芦苇，反倒认不出旷野中先知预备的道路；认得出旷野中的先知，反倒认不出那先知所见证的在他“后来的”、比他“更大的”先知。 　　这就是人的不知或不智： “看是看见了,却不知晓。” 　　去承受 “生命之轻”和“生命之重”，终归是包括女人在内的所有人的使命。不过有些女人靠本能获得这种能力，有些女人靠自觉建立了这种能力，一些女人是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于是既对既往充满怀疑，又充斥了对未来的不安全感，因自我精神的弱势而演变为综合的弱势地位。 　　阮玲玉让女人们怜悯，并且自醒。这不需要男人们的同情。 　　唐季珊提供的遗书人言可畏我现在一死，人们一定以为我是畏罪。其是(实)我何罪可畏，因为我对于张达民没有一样有对他不住的地方，别的姑且勿论，就拿我和他临别脱离的时候，还每月给他一百元。这不是空口说的话，是有凭据和收条的。可是他恩将仇报，以冤(怨)来报德，更加以外界不明，还以为我对他不住。唉，那有什么法子想呢!想了又想，惟有以一死了之罢。唉，我一死何足惜，不过，还是怕人言可畏，人言可畏罢了。 　　 在生存的追问中虚无(5) 　　阮玲玉绝笔廿四、三月七日午夜致唐季珊季珊：我真做梦也想不到这样快，就会和你死别，但是不要悲哀，因为天下无不散的筵席，请你千万节哀为要。我很对你不住，令你为我受罪。现在他虽这样百般地诬害你我，但终有水落石出的一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看他又怎样地活着呢。鸟之将死，其鸣也悲，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死而有灵，将永永远远保护你的。我死之后，请你拿我之余资，来养活我母亲和囡囡，如果不够的话，请你费力罢！而且刻刻提防，免她老人家步我后尘，那是我所至望你的。你如果真的爱我，那就请你千万不要负我之所望才好。好了，有缘来生再会!另有公司欠我之人工，请向之收回，用来供养阿妈和囡囡，共两千零五十元，至要至要。另有一封信，如果外界知我自杀，即登报发表，如不知请即不宣为要。 　　阮玲玉绝笔廿四、三月七日午夜《思明商学报》刊登的遗书其一　达民：我已被你迫死的，哪个人肯相信呢？你不想想我和你分离后，每月又津贴你一百元吗？你真无良心，现在我死了，你大概心满意足啊！人们一定以为我畏罪？其实我何罪可畏，我不过很悔悟不应该做你们两人的争夺品，但是太迟了！ 　　不必哭啊！我不会活了！也不用悔改，因为事情已到了这种地步。 　　其二　其二　季珊：没有你迷恋，我死之后，将来一定会有人说你是玩弄女性的恶魔，更加要说我是没有灵魂的女性，但那时，我不在人世了，你自己去受吧！过去的织云(唐季珊前女友)，今日的我，明日是谁，我想你自己知道了就是。我死了，我并不敢恨你，希望你好好待妈妈和小囡囡(阮玲玉的养女)。还有联华欠我的人工两千零五十元，请作抚养她们的费用，还请你细心看顾她们，因为她们惟有你可以靠了！ 　　没有我，你可以做你喜欢的事了，我很快乐。 　　玲玉绝笔 张爱玲 为一场奢华倾其所有(3) 　　以上种种，自然是与她的小说创作攀缘着的。事实上，张爱玲是一个用本能和感性写作的作家，她是自己的所见所感的记录者。她编那些故事，一方面，是她有条件看到过类似或者差不多的生活，一方面却是她懂得那样的故事能牵引着读者跟着她走，这许是人的本性之一种吧：向往着美好，却又容易被悲剧动摇内心。 　　这种本性或许因为人是万物之灵长，本能里便有悲天悯人的情结？无论如何，我倒认为，张爱玲是那种本性凄凉的女子，这种本性凄凉，是来自骨子里的，无论做什么都无法忽略和克服，所以她能创作出那些像诱因一样的小说。这不是能不能编故事或者能编什么故事的问题，而是作品的一个整体氛围。氛围不同，给读者的感受不同。这也是同样是写人的丑陋，张爱玲与鲁迅的小说全然不同。 　　在生活中，张爱玲却又是另外的姿态：该放就放了, 该忘就忘。很多的事，没有因，没有果，却依旧上演。一些的爱，没有缘，没有盼，却依旧沉醉。这是因为她是一个绝顶聪明的女子，她看透了人和事的本质。她的这种生存态度，在她的散文里比较刻薄地体现着：以遁出的姿态把读者停留于苍茫的可感可知, 并用冷眼看世情点出一针见血的结论让读者无路可逃。在对婚姻的阐述中她说：“女人为了生存而嫁人，本质和妓女没什么两样，不过是批发和零售的关系。”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她描绘着人们熟知的平常日子，忽地就总结说：“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在《谈画》中，她看塞尚的《抱着基督尸身的圣母像》，认为抱着基督的是“另一个屠夫样的壮大男子”，而圣母“背过身去正在忙着一些什么”，“灰了心，灰了头发”。她的散文就事论事地面对世俗生活，如同她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她并不去追究事实的具体原因，一头是现时现刻中的具体可感，另一头则是人生奈何的虚无。小说和散文，都是张爱玲自己，也是很多人的内心种种。而人的内心完全呈现，却又会带来骇人的一种摧毁力，对美的摧毁力。就此而言，其实每个人都需要自欺欺人或者被欺骗。张爱玲该是懂得这一点的，在真实的生活中，她于是便就事论事，难得糊涂。但她却把读者的心凿成一眼枯井，又让眼里慢慢地浮起一颗冰凉的泪珠。这是一种刻薄，更是一种冷漠和寡情，心硬如铁的人容易如此极端。张爱玲便是这样的人。这也便是她的人生。 　　我想，任何真正能读懂她和她的作品的人，心里恐怕都会有一种惊栗：人生何以会是这样的虚幻和恐怖呢？然而，就是这种不舒服的感觉逼使我不停歇地一气找她的文字来读。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可以用她在《倾城之恋》里给人物范柳原安排的一段话来解释，这是范柳原指着海边那段斑驳的灰墙说的那段话：“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地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塌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再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 　　我的意思是说，由于多种原因，在每个人的意识或者潜意识里，都积聚着恐惧，对人生很多形而上或形而下的事物和结局的恐惧。而恐惧的背景是悲情。张爱玲就是这样借助天赋直取人生的要义而抵达人的内心，满足着人们用别人的幻灭来化解自己的悲情的需要。这样的作家，往往也是歧义丛生的作家，各式各样的读者可以因知识水平的不同，或领悟精髓或攫取片断，而偏偏这些精髓或片断也是迷人的。危险正在于此。魅力也正在于此。 　　如此孤寒寡情涤荡人心，在古往今来的中国作家尤其是女作家里，张爱玲是少见的，明艳的。 　　而张爱玲自己，心却是轻易不动。本来是应该因体验到的苍茫而对人生琐事生出些淡漠的生活中的张爱玲，因着要逃脱这窒息的感觉,反而牢牢地抓住了身边火热的生活。于是，张爱玲在生活中便有了种种的“古怪”。她称自己是最不多愁善感的，也确实给人这种感觉。生活中的她现实而且对日常生活怀着一股热切的喜好，这种喜好像一朵可以永远开下去的花，像风在脸上留连过的痕迹，浪漫而真切地化解和调适着她对人生的虚无和看透。她喜欢听市声，喜欢热腾腾的人气，城市中挤挨着的人和事，她都以贴肤之感喜爱着。她能为一个工人修理电线，专注地观看半天。为街头一桩不打眼的事物，凝注着把四周都忘掉。她会为稿费同编辑斤斤计较。盛名之时，她是四十年代上海滩时尚而前卫的摩登女子，衣食住行很是考究。落寞之中，她又能直面生活困境而不陷入烦劳。她知晓人生百味，洞悉世态炎凉，直观地却又是恍若隔世一般地投入生活，并明明白白地让自己看见自己的生活。这种清醒，就像是一个在夜深失眠的人，自己醒着，还要把梦乡中的别人也唤了起来陪着。 　　 为一场奢华倾其所有(4) 　　胡兰成由此这样写他对张爱玲的感受：“爱玲种种使我不习惯。她从来不悲天悯人，不同情谁，慈悲布施她全无，她的世界里是没有一个夸张的，亦没有一个委屈的。她非常自私，临事心狠手辣。她的自私是一个人在佳节良辰上了大场面，自己的存在分外分明。她的心狠手辣是因她一点委屈受不得。她却又非常顺从，顺从在她是心甘情愿的喜悦。且她对世人有不胜其多的抱歉，时时觉得做错了似的，后悔不迭，她的悔是如同对着大地春阳，燕子的软语商量不定。” 　　胡兰成这样看张爱玲，看到的该是事实，却也只是看到了事实的表象而已。张爱玲宽容人性的弱点，说到底她还是在悲天悯人，她写到芸芸众生，嘲讽，刻薄，这都是基于她的这种悲天悯人。她把根扎在最低处，从这里长高，高到俯视人类的悲哀，但她又无法改变这些，她越是清醒便越是痛苦，于是有极端的描写，极端的文字和结论，以及种种一般人会以为的“古怪”。这有点像鲁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一种大爱。当她喜欢着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的时候，当她专注于普通人的平常劳动的时候，她的内心一定是被生活深深地感动着，为自己的爱和喜悦心动着。这就是她的情感世界，低到尘埃里，又从尘埃里开出花来。是有所超越的，朝向那广大而深邃的所在。至此，我以为，张爱玲的极端，其实也就是她的情感太投入的缘故。被历史、岁月、人类世世代代对美好的向往和努力所感动，她感动着，却又发现很多东西像真有命运一样无法逃避，这种感动就无限沧桑。也注定了她作为一个思想者的无限悲哀。生于乱世，生存的社会和家庭环境恶劣，又恰恰爱思想，这是张爱玲后天注定的劫难。幸福的人是很难体味出如此感觉的，一般来说人的潜意识中隐匿的情感，非得到特定、非常的环境中，才能够被激发出来，能被自己发觉。我们对自己、对人的了解实在有限。张爱玲能够超越，正是想明白了这一切，所以她务实，所以她世俗，所以她刻薄。她视一切世俗如无物，体味着人生最世俗的乐趣。无论她专注着什么，写作什么，她仍只是她自己，不至与书中人共哀乐，与生活中的细枝末节同悲喜。当然，她也更多地只能在理论上想清楚这些，就像“花来衫里，影落池中”，世间总是有着太多太多的无奈，要生存就必须面对。我想，张爱玲许是一生都是痛的，痛到深处，才有了坦然和耐心。 　　张爱玲这样的女子，最是需要有人呵护，或者是怜香惜玉的。她却是没有如此的庆幸。无论事业，或是家庭、婚姻以及生活，她都经常会触及到人生那冰凉的边缘，在那伸手的一触与迅速的缩手之间，她的创作天赋和个人经历便有了结合。 　　这大概就是她的作品和她自己那种冰凉感的缘起吧。她也没法顾及由此带来的苍茫会常常让人陷入虚无。这虚无是足以让人窒息的。所以，女人们最好别太自信，要去模仿张爱玲或是沉湎于张爱玲。不是所有的女子都能有张爱玲的能力和定力，能够逃脱这窒息的感觉。张爱玲是足够聪明的，这聪明亦是她的一种本能，也会是很多人身体里一种与生俱有的物质。但是，聪明对于现实，很多时候却如同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在呼吸间可能就耗尽了一个人的一生。这样的情形下，聪明的女人们不如也对人生琐事热爱起来，倘或会从中释放自己的意愿，聊且多些欢愉。 　　如果当初世代相传的衣服没有大批卖给收旧货的，一年一度六月里晒衣裳，该是一件辉煌热闹的事罢。你在竹竿与竹竿之间走过，两边拦着绫罗绸缎的墙——那是埋在地底下的古代宫室里发掘出来的甬道。你把额角贴在织金的花绣上。太阳在这边的时候，将金线晒得滚烫，然而现在已经冷了。 　　从前的人吃力地过了一辈子，所作所为，渐渐蒙上了灰尘，子孙晾衣裳的时候又把灰尘给抖了下来，在黄色的太阳里飞舞着。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怅悯，像忘却了的忧愁。 　　 为一场奢华倾其所有(5) 　　我们不大能够想象过去的世界，这么迂缓，宁静，齐整——在满清三百年的统治下，女人竟没有什么时装可言！一代又一代的人穿着同样的衣服而不觉得厌烦。 　　开国的时候，因为“男降女不降”，女子的服装还保留着显著的明代遗风。从十七世纪中叶直到十九世纪末，流行着极度宽大的衫裤，有一种四平八稳的沉着气象。领圈很低，有等于无。穿在外面的是“大袄”。在非正式的场合，宽了衣，便露出“中袄”。 　　“中袄”里面有紧窄合身的“小袄”，上床也不脱去，多半是娇媚的桃红或水红。三件袄子之上又加着“云肩背心”，黑缎宽镶，盘着大云头。 　　削肩、细腰、平胸，薄而小的标准美女在这一层层衣衫的重压下失踪了。她的本身是不存在的，不过是一个衣架子罢了。中国人不赞成太触目的女人。历史上记载的耸人听闻的美德——譬如说，一只胳膊被陌生男子拉了一把，便将它砍掉——虽然博得普通的赞叹，知识阶级对之总隐隐地觉得有点遗憾，因为一个女人不该吸引过度的注意；任是铁铮铮的名字，挂在千万人的嘴唇上，也在呼吸的水蒸气里生了锈。女人更想出众一点，连这样堂而皇之的途径都有人反对，何况奇装异服，自然那更是伤风败俗了。 　　出门时裤子上罩的裙子，其规律化更为彻底。通常都是黑色，逢着喜庆年节，太太穿红的，姨太太穿粉红。寡妇系黑裙，可是丈夫过世多年之后，如有公婆在堂，她可以穿湖色或雪青。裙上的细褶是女人的仪态最严格的试验。家教好的姑娘，莲步姗姗，百褶裙虽不至于纹丝不动，也只限于最轻微的摇颤。不惯穿裙的小家碧玉走起路来便予人以惊风骇浪的印象。更为苛刻的是的红裙，裙腰垂下一条条半寸来宽的飘带，带端系着铃。行动时只许有一点隐约的叮当，像远山上宝塔上的风铃。晚至一九二○年左右，比较潇洒自由的宽褶裙入时了，这一类的裙子方才完全废除。 　　穿皮子，更是禁不起一些出入，便被目为暴发户。皮衣有一定的季节，分门别类，至为详尽。十月里若是冷得出奇，穿三层皮是可以的，至于穿什么皮，那却要顾到季节而不能顾到天气了。初冬穿“小毛”，如青种羊、紫羔、珠羔；然后穿“中毛”，如银鼠、灰鼠、灰脊、狐腿、甘肩、倭刀；隆冬穿“大毛”，——自狐、青狐、西狐、玄狐、紫貂。“有功名”的人方能穿貂。中下等阶级的人以前比现在富裕得多，大都有一件金银嵌或羊皮袍子。 　　姑娘们的“昭君套”为阴森的冬月添上点色彩。根据历代的图画，昭君出塞所戴的风兜是爱斯基摩式的，简单大方，好莱坞明星仿制者颇多。中国十九世纪的“昭君套”却是癫狂冶艳的，——一顶瓜皮帽，帽檐围上一圈皮，帽顶缀着极大的红绒球，脑后垂着两根粉红缎带，带端缀着一对金印，动辄相击作声。 　　对于细节的过分的注意，为这一时期的服装的要点。现代西方的时装，不必要的点缀品未尝不花样多端，但是都有个目的——把眼睛的蓝色发扬光大起来，补助不发达的胸部，使人看上去高些或矮些，集中注意力在腰肢上，消灭臀部过度的曲线……古中国衣衫上的点缀品却是完全无意义的，若说它是纯粹装饰性质的吧，为什么连鞋底上也满布着繁缛的图案呢？鞋的本身就很少在人前露脸的机会，别说鞋底了，高底的边缘也充塞着密密的花纹。 　　袄子有“三镶三滚”、“五镶五滚”、“七镶七滚”之别，镶滚之外，下摆与大襟上还闪烁着水钻盘的梅花、菊花。袖上另钉着名唤“阑干”的丝质花边，宽约七寸，挖空镂出福寿字样。 　　这里聚集了无数小小的有趣之点，这样不停地另生枝节，放恣，不讲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正是中国有闲阶级一贯的态度。惟有世上最清闲的国家里最闲的人，方才能够领略到这些细节的妙处。制造一百种相仿而不犯重的图案，固然需要艺术与时间；欣赏它，也同样地烦难。 　　 为一场奢华倾其所有(6) 　　古中国的时装设计家似乎不知道，一个女人到底不是大观园。太多的堆砌使兴趣不能集中。我们的时装的历史，一言以蔽之，就是这些点缀品的逐渐减去。 　　当然事情不是这么简单。还有腰身大小的交替盈蚀。第一个严重的变化发生在光绪三十二、三年。铁路已经不那么稀罕了，火车开始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占一重要位置。诸大商港的时新款式迅速地传入内地。衣裤渐渐缩小，“阑干”与阔滚条过了时，单剩下一条极窄的。扁的是“韭菜边”，圆的是“灯草边”，又称“线香滚”。在政治动乱与社会不靖的时期——譬如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时髦的衣服永远是紧匝在身上，轻捷利落，容许剧烈的活动，在十五世纪的意大利，因为衣裤过于紧小，肘弯膝盖，筋骨接笋处非得开缝不可。中国衣服在革命酝酿期间差一点就胀裂开来了。“小皇帝”登基的时候，袄子套在人身上像刀鞘。中国女人的紧身背心的功用实在奇妙——衣服再紧些，衣服底下的肉体也还不是写实派的作风，看上去不大像个女人而像一缕诗魂。长袄的直线延至膝盖为止，下面虚飘飘垂下两条窄窄的裤管，似脚非脚的金莲抱歉地轻轻踏在地上。铅笔一般瘦的裤脚妙在给人一种伶仃无告的感觉。在中国诗里，“可怜”是“可爱”的代名词。男子向有保护异性的嗜好，而在青黄不接的过渡时代，颠连困苦的生活情形更激动了这种倾向。宽袍大袖的、端凝的妇女现在发现太福相了是不行的，做个薄命的人反倒于她们有利。 　　那又是一个各趋极端的时代。政治与家庭制度的缺点突然被揭穿。年轻的知识阶级仇视着传统的一切，甚至于中国的一切。保守性的方面也因为惊恐的缘故而增强了压力。神经质的论争无日不进行着，在家庭里，在报纸上，在娱乐场所。连涂脂抹粉的文明戏演员，姨太太们的理想恋人，也在戏台上向他们的未婚妻借题发挥，讨论时事，声泪俱下。 　　一向心平气和的古国从来没有如此骚动过。在那歇斯底里的气氛里，“元宝领”这东西产生了——高得与鼻尖平行的硬领，像缅甸的一层层叠至尺来高的金属项圈一般，逼迫女人们伸长了脖子。这吓人的衣领与下面的一捻柳腰完全不相称。 　　头重脚轻，无均衡的性质正象征了那个时代。 　　民国初建立，有一时期似乎各方面都有浮面的清明气象。大家都认真相信卢梭的理想化的人权主义。学生们热诚拥护投票制度、非孝、自由恋爱。甚至于纯粹的精神恋爱也有人实验过，但似乎不曾成功。 　　时装上也显出空前的天真、轻快、愉悦。“喇叭管袖子”飘飘欲仙，露出一大截玉腕。短袄腰部极为紧小。上层阶级的女人出门系裙，在家里只穿一条齐膝的短裤，丝袜也只到膝为止。裤与袜的交界处偶然也大胆地暴露了膝盖。存心不良的女人往往从袄底垂下挑拨性的长而宽的淡色丝质裤带，带端飘着排穗。 　　民国初年的时装，大部分的灵感是得自西方的。衣领减低了不算，甚至被蠲免了的时候也有，领口挖成圆形、方形、鸡心形、金刚钻形。白色丝质围巾四季都能用。白丝袜脚跟上的黑绣花，像虫的行列，蠕蠕爬到腿肚子上。交际花与妓女常常有戴平光眼镜以为美的。舶来品不分皂白地被接受，可见一斑。 　　军阀来来去去，马蹄后飞沙走石，跟着他们自己的官员、政府、法律，跌跌绊绊赶上去的时候，也同样地千变万化。短袄的下摆忽而圆，忽而尖，忽而六角形。 　　女人的衣服往常是和珠宝一般，没有年纪的，随时可以变卖，然而在民国的当铺里不复受欢迎了，因为过了时就一文不值。 　　时装的日新月异并不一定表现活泼的精神与新颖的思想。恰巧相反，它可以代表呆滞；由于其他活动范围内的失败，所有的创造力都流入衣服的区域里去。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 　　 为一场奢华倾其所有(7) 　　一九二一年，女人穿上了长袍。发源于满洲的旗装自从旗人入关之后一直与中土的服装并行着的，各不相犯，旗下的妇女嫌她们的旗袍缺乏女性美，也想改穿较妩媚的袄裤，然而皇帝下诏，严厉禁止了。五族共和之后，全国妇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倒不是为了效忠于满清，提倡复辟运动，而是因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在中国，自古以来女人的代名词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一截穿衣与两截穿衣是很细微的区别，似乎没有什么不公平之处，可是一九二○年的女人很容易地就多了心。她们初受西方文化的熏陶，醉心于男女平权之说，可是四周的实际情形与理想相差太远了，羞愤之下，她们排斥女性化的一切，恨不得将女人的根性斩尽杀绝。因此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格。 　　政治上，对内对外陆续发生的不幸事件使民众灰了心。青年人的理想总有支持不了的一天。时装开始紧缩。喇叭管袖子收小了。一九三○年，袖长及肘，衣领又高了起来。往年的元宝领的优点在它的适宜的角度，斜斜地切过两腮，不是瓜子脸也变了瓜子脸，这一次的高领却是圆筒式的，紧抵着下颌，肌肉尚未松弛的姑娘们也生了双下巴。这种衣领根本不可恕，可是它象征了十年前那种理智化的淫逸的空气——直挺挺的衣领远远隔开了女神似的头与下面的丰柔的肉身。这儿有讽刺，有绝望后的狂笑。 　　当时欧美流行着的双排钮扣的军人式的外套正和中国人凄厉的心情一拍即合。然而恪守中庸之道的中国女人在那雄赳赳的大衣底下穿着拂地的丝绒长袍，袍衩开到大腿上，露出同样质料的长裤子，裤脚上闪着银色花边。衣服的主人翁也是这样的奇异的配搭，表面上无不激烈地唱高调。骨子里还是唯物主义者。 　　近年来最重要的变化是衣袖的废除。(那似乎是极其艰难危险的工作，小心翼翼地，费了二十年的工夫方才完全剪去。)同时衣领矮了，袍身短了，装饰性质的镶滚也免了，改用盘花钮扣来代替，不久连钮扣也被捐弃了，改用揿钮。总之，这笔帐完全是减法——所有的点缀品，无论有用没用，一概剔去。剩下的只有一件紧身背心，露出颈项、两臂与小腿。 　　现在要紧的是人，旗袍的作用不外乎烘云托月忠实地将人体轮廓曲曲勾出。革命前的装束却反之，人属次要，单只注意诗意的线条，于是女人的体格公式化，不脱衣服，不知道她与她有什么不同。 　　我们的时装不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实业，不比在巴黎，几个规模宏大的时装公司如Lelong’s Schiaparelli’s，垄断一切，影响及整个白种人的世界。我们的裁缝却是没主张的。公众的幻想往往不谋而合，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洪流。 　　裁缝只有追随的份儿。因为这缘故，中国的时装更可以作民意的代表。 　　究竟谁是时装的首创者，很难证明，因为中国人素不尊重版权，而且作者也不甚介意，既然抄袭是最隆重的赞美。最近入时的半长不短的袖子，又称“四分之三袖”，便说是香港发起的，而香港人又说是上海传来的，互相推诿，不敢负责。一双袖子翩翩归来，预兆形式主义的复兴。最新的发展是向传统的一方面走，细节虽不能恢复，轮廓却可尽量引用，用得活泛，一样能够适应现代环境的需要。旗袍的大襟采取围裙式，就是个好例子，很有点“三日人厨下”的风情，耐人寻味。 　　男装的近代史较为平淡。只有一个极短的时期，民国四年至八九年，男人的衣服也讲究花哨，滚上多道的如意头，而且男女的衣料可以通用，然而生当其时的人都认为那是天下大乱的怪现状之一。目前中国人的西装，固然是谨严而黯淡，遵守西洋绅士的成规，即使中装也长年地在灰色、咖啡色、深青里面打滚，质地与图案也极单调。男子的生活比女子自由得多，然而单凭这一件不自由，我就不愿意做一个男子。 　　衣服似乎是不足挂齿的小事。刘备说过这样的话：“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 　　 为一场奢华倾其所有(8) 　　”可是如果女人能够做到“丈夫如衣服”的地步，就很不容易。有个西方作家(是萧伯纳么？)曾经抱怨过，多数女人选择丈夫远不及选择帽子一般的聚精会神，慎重考虑。再没有心肝的女子说起她“去年那件织锦缎夹袍”的时候，也是一往情深的。 　　直到十八世纪为止，中外的男子尚有穿红着绿的权利。男子服色的限制是现代文明的特征。不论这在心理上有没有不健康的影响，至少这是不必要的压抑。文明社会的集团生活里，必要的压抑有许多种，似乎小节上应当放纵些，作为补偿。 　　有这么一种议论，说男性如果对于衣着感兴趣些，也许他们会安分一点，不至于千方百计争取社会的注意与赞美，为了造就一己的声望，不惜祸国殃民。若说只消将男人打扮得花红柳绿的，天下就太平了，那当然是笑话。大红蟒衣里面戴着绣花肚兜的官员，照样会淆乱朝纲。但是预言家威尔斯①的合理化的乌托邦里面的男女公民一律穿着最鲜艳的薄膜质的衣裤、斗篷，这倒也值得做我们参考的资料。 　　因为习惯上的关系，男子打扮得略略不中程式，的确看着不顺眼，中装上加大衣，就是一个例子，不如另加上一件棉袍或皮袍来得妥当，便臃肿些也不妨。有一次我在电车上看见一个年轻人，也许是学生，也许是店伙计，用米色绿方格的兔子呢制了太紧的袍，脚上穿着女式红绿条纹短袜，嘴里衔着别致的描花假象牙烟斗，烟斗里并没有烟。他吮了一会，拿下来把它一截截拆开了，又装上去，再送到嘴里吮，面上颇有得色。乍看觉得可笑，然而为什么不呢，如果他喜欢？…… 　　秋凉的薄暮，小菜场上收了摊子，满地的鱼腥和青白色的芦粟①的皮与渣。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吧？ 　　(原刊1943年12月《古今》半月刊第34期） 　　 诗性陆小曼 爱情只是绕指柔(3) 　　而不管在哪个年代，人类的活动当然是需要诗意的，诗人也总是被当作歌者，这也说明了诗性是人们对美的追求和渴望。相对于现实与存在，诗性不过是人本性中的一滴香水，是一种情调罢了。这就是现实对不懂得虚伪的人们的虚伪。 　　此时，在一切归于沉寂之后，读着陆小曼人生的短暂快乐与不能愈合的伤痕，看她在快乐转瞬即逝后对世界的依然留恋和对生命的挣扎，仿佛间我似乎听到那抛下的鱼线与空气摩擦的声音，然后鱼线落入水中，和金色的河水一起静静地摇曳。然后陆小曼只能将自己的一生，奉献于那几乎从水声开始喧嚣的古老年代起，人们就开始追问的人生意义之中，这实在是现实对精神的和形而上的、对于勇敢而毫不伪饰的真女子的冷漠。 　　18岁的好时光天天飞逝。1922年，19岁的陆小曼奉父母之命与王赓结婚。王赓，江苏无锡人，年龄比陆小曼大７岁。毕业于，后来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哲学，又转到西点军校攻军事，与美国名将艾森豪威尔是同学。1918年归国，供职于陆军部，旋又任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上校武官，兼外交部外文翻译。经陆小曼的寄父母唐在礼夫妇介绍，前来议婚。陆定夫妇之前曾经婉拒了不知多少人家，不肯将自己的掌上明珠轻易许人。这次看到王赓年少英俊，又有成就，很快就答应了。从订婚到结婚，还不到一个月，人称“闪电结婚”。婚礼在海军联欢社举行，仪式之隆，轰动京师。 　　然而，生活中总是有意外发生的。所谓“花来衫里，影落池中”吧，咫尺天涯中我们总是会有很多的不期而遇。不过一些时候的遭遇有如经霜的树叶，一阵疾风就猝然离枝；一些时候的遭遇却恰如春草，渐行渐远还生。情感上的遭遇，大抵就是后一种情形。十指不沾阳春水，奢华无虑生活中的陆小曼在一场风光的婚姻后就遭遇了一场不期而遇的爱情。这场爱情荡着招摇的美丽，野气暗伏中包裹着春阳的暖意，使得在平淡的婚姻生活里稍稍有些枯意的陆小曼顿时活泛过来。 　　这就是爱得轰轰烈烈，并在那个时代和以后的年代里都演绎得沸沸扬扬的徐志摩与陆小曼的爱情。徐志摩是有“不顾一切，带有激烈的燃烧性”，且“不管天高地厚，人死我亡，势非至于将全宇宙都烧成赤地”的热情的著名诗人。以这样的热情爱起来，在往复的日子里渐渐生出了轻愁薄痛的陆小曼如被魔杖点中，完完全全不能自已。从目前出版的众多的徐志摩与陆小曼的传记中，我们依稀还能体会到当时徐志摩与陆小曼爱恋的炽烈，那灼热的罗曼蒂克铺天盖地氤氲着玫瑰的香气，着实叫今天的我们也惊讶得望尘莫及。 　　陆小曼的丈夫王赓这时任哈尔滨警察厅长，侯门如海，徐志摩要用钱来贿赂门房才有可能与陆小曼见面，而陆小曼给徐志摩写情书不但要用英文，连寄信也只能自己抽空出去寄。如此用心良苦，他们的恋情还是像时下名人们的生活一样弄得满城风雨，王赓甚至还拔出枪来威胁陆小曼。但波折和冒险对恋爱中的志摩和小曼却是如同在烈火中加了干枝，激发起他们的专注和昂扬。他们向世人宣示：“真爱不是罪恶，在必需时未尝不可以付出生命的代价来争取，与烈士殉国、教徒殉道，同是一理。”而在爱情的落笔处，徐志摩则是激情迸涌，写下了许多经久的爱情诗句。如《雪花的快乐》、《春的投生》、《一块晦色的路碑》、《翡冷翠的一夜》，等等。恋爱中的徐志摩说：“我的诗魂的滋养全得靠你，你得抱着我的诗魂像母亲抱孩子似的，他冷了你得给他穿，他饿了你得喂他食——有你的爱他就不愁饿不怕冻，有你的爱他就有命！” 　　在恋爱的徐志摩眼中，陆小曼是“一双眼睛也在说话，晴光里漾起心泉的秘密”。“我只要你；有你我就忘却一切，我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要了，因为我什么都有了。”“眉，我来献全盘的爱给你，一团火热的真情，整个儿给你，我也盼望你也一样拿整个，完全的爱还我。”在这样的爱情中，徐志摩表现出的是纯粹的感性，在《爱眉小札　日记》中，徐志摩对陆小曼的相思和恋爱的喜悦隔时隔空仍然传递着感染力：“今天捱过好不容易，直到十一时半你的信才来，阿弥陀佛，我上天了。我一壁开信就见着你肥肥的字迹，我就乐想躲着眉，我妈坐在我对桌，我爸躺在床上同声笑着骂了：‘谁来看你信，这鬼鬼祟祟的干么！’”如此的专情和用情，使我们很难想象这时的徐志摩其实刚刚经历了爱情的挫折，刚刚因为林徽因而与原配妻子张幼仪离婚，而他苦恋的林徽因却做了他的老师梁启超的儿媳妇。如此，从今天的视角来理解徐志摩在社会与家庭两不相容的境况中的恋爱热情，我也只能想到徐志摩在他的《猛虎集》序文中写的一段话：“诗人也是一种痴鸟，他把他的柔软的心窝紧抵着蔷薇的花刺，口里不住地唱着星月的光辉与人类的希望，非到他的心血滴出来把白花染成大红他不住口。他的痛苦与快乐是浑成的一片。” 　　 爱情只是绕指柔(4) 　　有了这样的用心血讴歌的心愿，徐志摩的充满爱的歌唱无疑会直接击中陆小曼心灵中最柔弱的部分，“他那双放射神辉的眼睛照彻了我内心的肺腑，认明了我的隐痛，更用真挚的感情劝我不要再在骗人欺己中偷活，不要自己毁灭前程，他那种倾心相向的真情，才使我的生活转换了方向，而同时也就跌入了恋爱之中”。 　　她接着说：“婚后一年多才稍微懂人事，明白两性的结合不是可以随便听凭别人安排的，在性情与思想上不能相谋而勉强结合是人世间最痛苦的一件事。”陆小曼在震撼之中如灌醍醐。有婚姻在身，而且夫婿王赓也是上流社会有地位有前途的青年俊杰，陆小曼任性而坚决地要走出她的婚姻，她说：“爱，这个字本来是我不认识的，我是模糊的，我不知道爱也不知道苦，现在爱也明白了，苦也尝够了；再回到模糊的路上去倒是不可能了，你叫我怎办？” 　　在陆小曼说这话的时候，其实她的意志已决，一个很奢华的军官太太，生几个孩子，慢慢变老的人生已经开始改写。在风气初开的潮流中，她更是受到青年男女的怂恿、喝彩，豪气万千地踏上“不思旧姻求新婚”的道路。自然，在当时的社会主流价值观中，她也成为不道德的女人。 　　1926年10月3日，徐志摩与陆小曼举行婚礼，梁启超为证婚人，胡适为介绍人。在亲友云集、热闹非凡的婚礼上，人们听到了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一段证婚词：徐志摩、陆小曼，你们都是离过婚，又重结婚的，都是过来人了，这全是由于用情不专，以后要痛自悔悟……希望你们不要再一次成为过来人，我作为你徐志摩的先生——假如你还认我做先生的话——又作为今天这场婚礼的证婚人，我送你们一句话：祝你们这次是最后一次结婚。 　　而事实上，梁启超的话虽然使陆小曼委屈得泪水盈盈，却是一个冷眼旁观的理性长者的逆耳忠言。只是这时的陆小曼终于和心爱的人牵起了手，一心以为婚姻会为这场爱情锦上添花。许是不会去想婚姻和爱情其实是非常不同的两种事物。事实上处在婚姻里的所有人并没有太多的不同，一般来说，婚姻不存在奇迹和童话。拉斯说：“爱就是爱消失的过程。”我以为，所谓消失正是因为婚姻使我们变回了常态。对此，感性的人会认为这是残忍，理性的人却会在婚姻后作出适应现实需要的调整，以珍惜彼此的感情和曾经热血沸腾的极端。 　　然而，陆小曼在婚姻之后，依然奢华而任性地要求爱情状况下的极端，就注定了她的幸福只是流星划过夜空，倏然而逝。 　　有记载说，新婚后有一段时间徐志摩每天一大早要到花市上去买一束鲜花，献到他心爱妻子的床前。陆小曼要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徐志摩便雇来厨师、车夫和女佣。渐渐地陆小曼爱上了上海的夜生活，她出手阔绰，热衷于结交名人、名伶，喜欢穿梭于各种社交场合，很快就成了上海社交界的中心人物，每天跳舞、打牌、看戏或玩票，直到半夜三更。有时候陆小曼要去戏院演越剧，徐志摩陪同前往时还得粉墨登场，和夫人同唱一台戏。就像陆小曼在《爱眉小札》序中写的：以后日子中我们的快乐就别提了，我们从此走入了天国，踏进了乐园……度了几个月神仙般的生活。 　　当然，神仙般的生活是不可能年复一年的，陆小曼很快回到了辽阔而疲惫的土地。如此，一个家庭的真实生活才刚刚开始。真实像一块流水中的礁石，使小曼的梦想和期望值在碰撞中溅落。徐志摩渐渐体味到了操持的艰难，他无法满足小曼习惯的生活，只好奔波于北京和上海之间，拼命地创作、教书，兼着几个大学的课，仍然无法补足家用，窘迫不堪中转手古董字画、做掮客。两个对金钱毫无概念的人被金钱所困后，便像大多日常夫妻一样，由一些的矛盾和怨言充塞着日子，陆小曼开始觉得徐志摩不如婚前对她好，她觉得婚后的志摩只是管她而不再爱她，她开始失望。她对郁达夫的妻子王映霞抱怨：“照理讲，婚后的生活应该比过去甜蜜和幸福，实则不然，结婚成了爱情的坟墓。” 为了避开现实的烦劳，徐志摩曾于1928年6月15日起程，赴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印度等地，历时五个月左右，于11月上旬抵达上海。三年以后，他在给陆小曼的家信中提到了当时的心情：前三年你初沾上陋习的时候，我心里不知有几百个早晚，像有蟹在横爬，不提多难受，但因身体太坏，竟连话都不能说，我又是好面子，要做西式绅士，所以至多只是时间短，绷长一个脸，一切都埋在心里。 　　 爱情只是绕指柔(5) 　　如果不是我身体茁壮，我一定早得神经衰弱，我决意去外国时是我最难受的表示。（见1931年3月19日致陆小曼信）现实却不会因为躲避而消失。1931年便成为他们生活中最难受的一年。1931年6月25日，志摩从北京寄给小曼的信札中这样提到：……别的人更不必说，常年常日不分离，就是你我，一南一北。你说是我甘愿离南，我只说是你不肯随我北来。 　　结果大家都不得痛快。但要彼此迁就的话，我已在上海迁就了这多年，再下去实在太危险，所以不得不猛省。我是无法勉强你的；我要你来，你不肯来，我有甚么法想？明知勉强的事是不彻底的，所以看情形，恐怕只能各是其是，……我真也不知怎样想才好！ 　　在同年的7月3日，徐志摩给朋友张慰慈夫妇的信中更是怨气冲天：……我这个世界住腻了，我这一年也不知哪来的晦气，母亲死这还不算，老头子和老家闹的僵绝……又犯了驿马命，南北奔波至八次之多，钱化得九孔十穿，掩补都来不及。 　　更难受是小曼还来和我打架，我上海实在不能住，我请她北来她不肯，近几日来信大发脾气，害得我也怨天怨地，坐立不是。……我本心境已坏，但藉小曼明白了解，认为唯一安慰，如今她又因为我偶发牢骚就此生怒，我真有些回顾苍茫，悲观起来了。 1931年11月17日，徐志摩从北平回到上海，晚上和几个朋友在家中聊天。陆小曼依然是很晚才回家，而且喝得醉眼矇眬。第二天，两人争吵，当时为治疗“心口疼”而吸食上“大烟”正在烟榻上过鸦片瘾的小曼，抓起烟灯就往徐志摩身上砸去。徐志摩彻底地绝望了，他悄然离家到了南京，准备19日搭乘飞机，飞往北平。后因故改乘班机，结果飞机飞到济南附近的党家庄时，遇到漫天大雾，误触山头失事。一代风流才子就此陨落，陆小曼“并不如想象中那么美丽”的婚姻经历了五个年头后，从此结束。 　　后来的陆小曼，俗世的繁华都变成一纸的寂寞，她在人们的非议和指责中，从此不施粉黛、不穿华服，收集整理和编辑出版徐志摩的文集。也从此，寂寞就像她曾有过的遍地花骨朵儿，却是布满白霜，干燥而坚硬。 　　我于是便想，他们用“不顾一切，带有激烈的燃烧性”，且“不管天高地厚，人死我亡，势非至于将全宇宙都烧成赤地”的热情，去试验梦想中神圣的爱的境界，美丽了年轻岁月，在自己的星光灿烂中见了满满天的星星，而星星依然只是尘土，落了他们满满的一身，对陆小曼后来一个人守着的咫尺天涯真正是有如浮尘，有如飞萍。守寡之年，陆小曼不过29岁，也不知她是如何地换了人间一般聚齐精神，去收拾自己一地的狼藉？ 　　单纯的女子陆小曼，那么一个绝代佳人，在她的一生，更多的时候只是忍泪不语,很多的很多都放在心里，任心里的痛使得肢体麻木、脑中空无一物。只是因为一种放任，她对爱情一念之间的一种放任，她一辈子都为此在付代价，付了，还不够偿还，足可见作为女子的不幸。 　　于是便又想，也许爱情也真就只是一种情绪吧，而所有的情绪都会在经历过时间后烟消云散，或长或短的停留之后都只能遥望。一时之间，我们或可以倘佯在自己或别人的情绪里，可以真的忽略了时空的存在，不提起过去，也不想未来，更不谈存在于我们身后的人和事，如同拥有绝尘的空气。而现实一旦击穿这些，一切就可能成为既往。生活在一些时候本来就是突兀，如一种情绪的出现和殆尽。 　　从这个角度说，一些我们用尽生命寻找的事物，或许是不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所以用世俗的常规来评判就只能两手空空。很多的时候，人又总是在某个契机的刹那间，才可以意识到很多的事。这么说有点残忍，事实却是：感性总是容易促使我们在人生的某个时候惊险一跃，而又往往没有人愿意探头看一眼，那优美得令人叹为观止的一跳，落脚的地方是不是一片沼泽？承认自己直觉能力和理性能力的限度，是保住自己的事业、财富甚至生命的前提。欢笑，纵情的燃烧，是生命的奢华，却肯定不是生命的常态。有句话说爱情，“你是我的罂粟，一辈子将我蛊惑至死”。我想，这许是大有道理的。陆小曼和徐志摩都是唯美主义者，两个太一样的人有了婚姻，其实是跟自己较劲，自己的缺陷，无法自己补偿，生活也就因此有了痛感。但是，谁又能说这种痛感没有意义呢？这也像蝉，美丽的日子只有几天，却能生生地将自己埋在地下四年！出生了，见了阳光，美丽的日子转瞬就消失了，却是拥有过深植入心的美丽，也由此而让人们侧目。 　　 爱情只是绕指柔(6) 　　所以我们还是渴望爱，渴望被爱拥抱的感觉。需要这样的温暖来激励我们的人生。所以，伤痛过后我们总说，爱一个人太苦，我们不需要爱情，可一颗心依然在找寻。 　　而世事也无非是得到的倦怠，得不到的无奈。 　　后来我就看到了下面这段关于埙的文字：古人将埙的声音形容为立秋之音：秋天是金黄色的，是冷静的，是令人深思的。时光流逝，有一种淡淡的悲凄和感伤。 　　秋风扫落叶的现实，又使人平添几分愁绪。这就是埙的声音，这就是立秋之音。 　　中国古人吹埙，吹了几千年，其声浊而喧喧然，寄托了古代文人雅士面对时光长河流逝如斯的失落感，但时光仍在无情地推进；中国古人吹埙，吹了几千年，其声悲而幽幽然，融汇了古代墨客骚人们对封闭而沉重的中国历史无可奈何的叹息，但历史仍然在按既定的轨迹运行。从某种意义上说，埙，不是一般用来把玩的乐器，埙是一件沉思的乐器，怀古的乐器，这就难怪它“质厚之德，圣人贵焉”了。圣人亦如此！ 　　我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陆小曼的时光流转已是过经千山万水。埙的声音流动，在我听来如缤纷蝶舞。我便想起佛说过的五百年才换来的一次回眸：你怎就不懂得珍惜呢？ 　　哭摩陆小曼我深信世界上怕没有可以描写得出我现在心中如何悲痛的一支笔。不要说我自己这支轻易也不能动的一支。可是除此我更无可以泄我满怀伤怨的心的机会了，我希望摩的灵魂也来帮我一帮，苍天给我这一霹雳直打得我满身麻木得连哭都哭不出，浑身只是一阵阵的麻木。几日的昏沉直到今天才醒过来知道你是真的与我永别了。摩！慢说是你，就怕是苍天也不能知道我现在心中是如何的疼痛，如何的悲伤！从前听人说起“心痛”，我老笑他们虚伪，我想人的心怎会觉得痛，这不过说说好听而已，谁知道我今天才真的尝着这一阵阵心中绞痛似的味儿了。你知道么？曾记得当初我只要稍有不适即有你声声的在旁慰问，咳，如今我即使是痛死也再没有你来低声下气的慰问了，摩，你是不是真的忍心永远的抛弃我了么？ 　　你从前不是说你我最后的呼吸也须要连在一起才不负你我相爱之情么？你为什么不早些告诉我是要飞去呢？直到如今我还是不信你真的是飞了，我还是在这儿天天盼着你回来陪我呢，你快点将未了的事情办一下，来同我一同去到云外去优游去吧，你不要一个人在外逍遥，忘记了闺中还有我等着呢？ 　　这不是做梦么？生龙活虎似的你倒先我而去，留着一个病恹恹的我单独与这满是荆棘的前途来奋斗。志摩，这不是太惨了么？我还留恋些什么？可是回头看看我那苍苍白发的老娘，我不由一阵阵只是心酸，也不敢再羡你的清闲爱你的优游了，我再哪有这勇气，去看她这个垂死的人而与你双双飞进这云天里去围绕着灿烂的明星跳跃，忘却人间有忧愁有痛苦像只没有牵挂的梅花鸟。这类的清福怕我还没有缘去享受！我知道我在尘世间的罪还未满，尚有许多的痛苦与罪孽还等着我去忍受呢。我现在唯一的希望是你倘能在一个深沉的黑夜里，静静凄凄的放轻了脚步走到我的枕边给我些无声的私语让我在梦魂中知道你！我的大大是回家来探望你那忘不了你的爱来了，那时间，我决不张惶！你不要慌，没人会来惊扰我们的。多少你总得让我再见一见你那可爱的脸我才有勇气往下过这寂寞的岁月，你来吧，摩！我在等着你呢。 　　事到如今我一些也不怨，怨谁好？恨谁好？你我五年的相聚只是幻影，不怪你忍心去，只怪我无福留，我是太薄命了，十年来受尽千般的精神痛苦，万样的心灵摧残，只将我这颗心打得破碎得不可收拾！到今天才真变了死灰的了也再不会发出怎样的光彩了。好在人生的刺激与柔情我也曾尝味，我也曾容忍过了。现在又受到了人生最可怕的死别。不死也不免是朵憔悴的花瓣再见不着阳光晒也不见甘露漫了。从此我再不能知道世间有我的笑声了。 　　 爱情只是绕指柔(7) 　　经过了许多的波折与艰难才达到了结合的日子，你我那时快乐直忘记了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也忘记了世界上有忧愁二字，快活的日子过得与飞一般的快谁知道不久我们又走进忧城。病魔不断地来缠着我。它带着一切的烦恼，许多的痛苦，那时间我身体上受到了不可言语的沉痛，你精神上也无端的沉入忧闷，我知道你见我病身呻吟，转侧床笫，你心坎里有说不出的怜惜，满肠中有无限的伤感，你虽慰我，我无从使你再有安逸的日子，摩，你为我荒度了你的诗意，失却了你的文兴，受着一般人的笑骂，我也只是在旁默然自恨，再没有法子使你像从前的欢笑谁知你不顾一切的还是成天的安慰我，叫我不要因为生些病就看得前途只是黑暗，有你永远在我身边不要再怕一切无谓的闲论。我就听着你静心平气的养，只盼着天可怜我们几年的奋斗，给我们一个安逸的将来，谁知道如今一切都是幻影，我们的梦再也不能实现了，早知有今日何必当初你用尽心血地将我抚养呢？让我前年病死了，不是痛快得多么？你常说天无绝人之路，守着好了，哪知天竟绝人如此，哪里还有我平坦着走的道儿？这不是命么？还说什么？摩，不是我到今天还在怨你，你爱我，你不该轻身，我为你坐飞机，吵闹不知几次，你还是忘了我的一切的叮咛，瞒着我独自地飞上天去了。 　　完了，完了，从此我再也听不到你那叽咕小语了，我心里的悲痛你知道么？我的破碎的心留着等你来补呢，你知道么？唉，你的灵魂也有时归来见我么？那天晚上我在朦胧中见着你往我身边跑，只是那一霎眼的就不见了，等我跳着，叫着你，也再不见一些模糊的影子了，咳，你叫我从此怎样度此孤单的日月呢？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响，苍天如何给我这样惨酷的刑罚呢！从此我再不信有天道，有人心，我恨这世界，我恨天，我恨地，我一切都恨，我恨他们为什么抢了我的你去，生生的将我们两颗碰在一起的心离了开去，从此叫我无处去摸我那一半热血未干的心，你看，我这一半还是不断地流着鲜红的血，流得满身只成了个血人。这伤痕除了那一半的心血来补，还有什么法子不叫她不滴滴的直流呢，痛死了有谁知道，终有一天流完了血自己就枯萎了。若是有时候你清风一阵的吹回来见着我成天为你滴血的一颗心，不知道又要如何的怜惜如何的张惶呢，我知道你又看着两个小猫似眼珠儿乱叫乱叫着，看，看，的了，我希望你叫高声些，让我好听得见，你知道我现在只是一阵阵糊涂，有时人家大声地叫着我，我还是东张西望不知声音是何处来的呢，大大，若是我正在接近着梦边，你也不要怕扰了我的梦魂像平常似的不敢惊动我，你知道我再不会骂你了，就是你扰我不睡我也不敢再怨了，因为我只要再能得到你一次的扰，我就可以责问他们因何骗我说你不再回来，让他们看着我的摩还是丢不了我，乖乖地又回来陪伴着我了，这一回我可一定紧紧地搂抱你再不能叫你飞出我的怀抱了。天呀！可怜我，再让你回来一次吧！我没有得罪你，为什么罚我呢？摩！我这儿叫你呢，我喉咙里叫得直要冒血了，你难道还没有听见么？直叫到铁树开花，枯木发声我还是忍心等着，你一天不回来，我一天的叫，等着我哪天没有了气我才甘心地丢开这惟一的希望。 　　你这一走单不是碎了我的心，也收了不少朋友伤感的痛泪。这一下真使人们感觉到人世的可怕，世道的险恶，没有多少日子竟会将一个最纯白最天真不可多见的人收了去，与人世永诀。在你也许到了天堂在那儿还一样过你的欢乐的日子，可是你将我从此就断送了。你以前不是说要我清风似的常在你的左右么？好，现在倒是你先化着一阵清风飞去天边了，我盼你有时也吹回来帮着我做些未了的事情，只要你有耐心的话，最好是等着我将人世的事办完了同着你一同化风飞去，让朋友们永远只听见我们的风声而不见我们的人影，在黑暗里我们好永远逍遥自在的飞舞。 　　 爱情只是绕指柔(8) 　　我真不明白你我在佛经上是怎样一种因果，既有缘相聚又因何中途分散，难道说这也有一定的定数么？记得我在北平的时候，那时还没有认识你，我是成天的过着那忍泪假笑的生活。我对人老含着一片至诚纯白的心而结果反遭不少人的讥诮，竟可以说没有一个人能明白我，能看透我的。一个人遭着不可言语的痛苦，当然地不由生出厌世之心，所以我一天天地只是藏起了我的真实的心而拿一个虚伪的心来对付这混浊的社会，也不再希望有人来能真真的认识我明白我。甘心愿意从此自相摧残的快快了此残生，谁知道就在那时候会遇见了你，真如同在黑暗里见着了一线光明，遂死的人又兑了一口气，生命从此转了一个方面。摩摩，你的明白我，真算是透彻极了，你好像是成天钻在我的心房里似的，直到现在还只是你一个人是真还懂得我的。我记得我每遭人辱骂的时候你老是百般的安慰我，使我不得不对你生出一种不可言喻的感觉，我老说，有你，我还怕谁骂，你也常说，只要我明白你，你的人是我一个人的，你又为什么要去顾虑别人的批评呢？所以我哪怕成天受着病魔的缠绕也再不敢有所怨恨的了。我只是对你满心的歉意，因为我们理想中的生活全被我的病魔来打破，连累着你成天也过那愁闷的日子。 　　可是二年来我从来未见你有一些怨恨，也不见你因此对我稍有冷淡之意。也难怪文伯要说，你对我的爱是Complete and true的了，我只怨我真是无以对你，这，我只好报之于将来了。 　　我现在不顾一切往着这满是荆棘的道路上走去，去寻一点真实的发展，你不是常怨我跟你几年没有受着一些你的诗意的陶熔么？我也实在惭愧，真也辜负你一片至诚的心了，我本来一百个放心，以为有你永久在我身边，还怕将来没有一个成功么？谁知现在我只得独自奋斗，再不能得你一些相助了，可是我若能单独撞出一条光明的大路也不负你爱我的心了，愿你的灵魂在冥冥中给我一点勇气，让我在这生命的道上不感受到孤立的恐慌。我现在很决心的答应你从此再不张着眼睛做梦躺在床上乱讲，病魔也得最后与它决斗一下，不是它生便是我倒，我一定做一个你一向希望我所能成的一种人，我决心做人，我决心做一点认真的事业，虽然我头顶只见乌云，地下满是黑影，可是我还记得你常说“受苦的人没有悲观的权利”，一个人决不能让悲观的慢性病侵蚀人的精神，同厌世的恶质染黑人的血液。我此后决不再病（你非暗中保护不可）我只叫我的心从此麻木，不再问世界有恋情，人们有欢娱，我早打发我的心，我的灵魂去追随你的左右像一朵水莲花拥扶着你往白云深处去缭绕，决不回头偷看尘间的作为，留下我的躯壳同生命来奋斗到战胜的那一天，我盼你带着悠悠的乐声从一团彩云里脚踏莲花瓣来接我同去永久的相守，过吾们理想中的岁月。 　　一转眼，你已经离开了我一个月了，在这短时间我也不知道是怎样过来的，朋友们跑来安慰我，我也不知道是说什么好，虽然决心不生病，谁知一直到现在也没有离开过我一天，摩摩，我虽然下了天大的决心，想与你争一口气，可是叫我怎生受得了每天每时的悲念你时的一阵阵心肺的绞痛，到现在有时想哭眼泪干得流不出一点，要叫，喉中疼得发不出声，虽然他们成天的逼我喝一碗碗的苦水，也难以补得了我心头的悲痛，怕的是我恹恹的病体再受不了那岁月的摧残，我的爱，你叫我怎样忍受没有你在我身边的孤单。你那的灵魂为什么这些日子也不给我一些声响？我晚间有时也叫了他们走走开，房间不让有一点声音，盼你在人静时给我一些声响，叫我知道你的灵魂是常常环绕着我，也好叫我在茫茫前途感觉到一点生趣，不然怕死也难以支持下去了。摩！大大！求你显一显灵吧，你难道忍心真的从此不再同我说一句话了么？不要这样的苛酷了吧！你看，我这孤单一人影从此怎样的去撞这艰难的世界？难道你看了不心痛么？你爱我的心还存在么？你为什么不响？大！你真的不响了么？ 　　 萧红 在苦难中与世界彼此相知(3) 　　我读到过一份资料，说萧红和萧军总是“一前一后地走着，萧军在前大踏步地走，萧红在后边跟着，很少见到他们并排走”。这种空间距离，我以为却是性别的不平等和不公在夫妻间不经意的流露，这对内心敏感的萧红肯定是难以承受的。 　　或许只是惯性的某些事，在有些人是常态，在有些人或许就会因此而隔膜，这也是为什么人与人总是难以沟通或者难以维持沟通，为什么我们应该更加珍视既有的理解和共识。很多人也许没有想过：其实多从别人的角度考虑自己的言行并约束自己的个性，才是夫妻感情日久却能弥新的重要通途。 　　当然，人的行为在大多时候是无意识的。正因为无意识，才反映出一个人的固有内心或者说思维惯性。 　　亦有人说：这一前一后的形态说明了萧军的男权：萧军为主，萧红为附；萧军决定，萧红跟从。萧军也爱萧红，但这爱里有降格相从、居高临下。葛浩文先生指出，在“二萧”的关系中，萧红是个“被保护的孩子、管家以及什么都做的杂工”，她做了多年萧军的“佣人、姘妇、密友以及出气包”。这虽是愤激之言，却也说明了他们一起生活的一些状态。这种状态使萧红失去稳定生活的可能性，却也不是萧红或者萧军能够完全改变的。战乱和一直没有实质性改善的物质生活的贫困，没有提供给他们平和地理解和修正彼此的条件。 　　所以，在萧军看来，萧红的迷茫和哀愁是不可思议的。萧军记得有这样一件小事。有一次，他们终于又借到了一张床，可以不必挤在一起睡了；熄了灯，分别躺下后，萧军听到萧红在抽泣，一问，萧红说：“我睡不着！不习惯！电灯一闭，觉得我们离得太遥远了！” 　　跟萧军在一起后，一旦白天萧军出去了，萧红立刻就会觉得家变得可怕起来：“家，没有阳光，没有暖，没有声，没有色，寂寞的家，不生毛草荒凉的广场。” 　　萧红在中如此述说自己的感受。而等萧军回到家中，再清苦再贫寒，家也是萧红的天堂。对此，萧军并不懂，他也承认，“所谓‘同病相怜’，只有‘同病’才能够做到真正的‘相怜’”，而他自己，顶多只能在理性上以至礼貌上关心萧红，而且很快就会忘掉这理性。 　　这是男人和女人的不同。萧军在自己的个体困境中也没有耐心去体悟一个女人的刚强与脆弱。 　　理性上有多少坚韧，感性上就有多少脆弱。这不仅仅是萧红，也是一个女性群体的性格特征。 　　借一个体育上的术语，夫妻生活其实也是一方与另一方的紧逼。是人盯人。问题是，体育赛事中的对抗是有限对抗，规定的时间到了对抗自然解除。夫妻却不同，时间长了，又学不会松弛的技术，一方或两方或许就会寻找新的感情对象来转移支付体力和心力的疲劳。 　　萧红和萧军的感情就如此出现了雨在对岸下的味道。雨在对岸下，不久对岸的花就吐蕾了，此岸的花或许就可能散落了。 　　萧军的感情首先出轨。 　　一般而言，好像大多是男人更容易移情别恋。或者因为男人在耐心、善良和随遇而安等等生活态度方面都不同于女人一些？ 　　从一些资料和萧红自己的文字里，我还是多少可以推测一些萧红生活的感受和心情。虽然是隔了好几十年，她的快乐和失望、坚持和妥协、理性和感性等等性格特征在时间的濯洗中还是那么分明，这也说明了萧红性格上的率真和敏感。 　　率真意味着没有学会圆滑。在复杂的生存中也就是自我保护能力的缺失。在人群碰撞中，敏感的人又极易受到伤害，由此还因害怕受伤害而更加敏感。 　　特立独行和敏感脆弱，这种自我性格上的对立也主导着萧红的命运。她要改变命运就只有一直寻找，永远不知道结局，摇摇晃晃而无可信托地一再离开，一再开始。说到底，这样的人生，成本肯定是很高的，幸福和快乐当然也是可数的，这是萧红即使再有百倍千倍的顽强也无法绕开的“怪圈”。 　　 在苦难中与世界彼此相知(4) 　　清醒而又无路可走。这是萧红以及所有守着生存尊严的女人们的悲哀。能忍耐却很难一直忍耐。这种尖锐，很多有独立思想的女人都意识到了。陷入其中的女人，最终的结局都十分的凄婉。这方面的案例，古今中外都有。比如美国女诗人普拉斯也感觉到了：“要么觉得世界在抛弃她、拒斥她；要么觉得世界向她紧逼，强迫她进入一个预定角色。”对这种截然对立、完全不能调和的空间，普拉斯反应激烈，后来是精神分裂，以崩溃自杀解决。 　　在今天，对这个问题的触摸，仍然是女性生存无法超越的边缘。何况对于好几十年前的萧红呢？ 　　她唯一能做主的，也就是以平静的语调写出女人无力按自己的心愿决定命运的辛酸。 　　《生死场》中的妇女们体验不到为人妻为人母的快乐，人生视野的狭小使她们将希望寄托在男人身上，只收获到悲哀。小说的主人公金枝“出嫁还不到四个月，就渐渐会诅咒丈夫，渐渐感到男人是炎凉的人，那正和别的村妇一样”。最后金枝决定出家当尼姑。美丽、温和而又多情的月英，患了瘫病，在丈夫的痛骂和虐待中身体生蛆，牙齿发绿。在《小城三月》中，翠姨朦胧的性爱被现代都市文化唤醒，却又被扼杀。她挣不脱传统的桎梏和心灵的枷锁，直到抑郁而死。 　　“从前恨男人，现在恨小日本……我恨中国人呢？除外我什么也不恨。”这是萧红笔下的女人的绝望和无言的抗争。 　　萧红以她深邃的自觉探索着女性的命运，质询着女性悲剧的深层的文化根源。这样的质询让萧红面向生存的现实，也让她笔下的人在生存中现实。她作品里的人似乎缺了一些七情六欲，少了喜怒哀乐，麻木地生活着、忘不了悲哀的女疯子隔三差五地到庙台上去哭自己死去的儿子，哭完了，仍是回家去吃饭、睡觉、卖豆芽菜。 　　萧红写作这些作品的时候才30岁，如此通透地运用写作来表达她对人生的看法，怀着大悲悯的心怀回望她曾经懂得的人物和生活，我想这不只是颖悟，而且表述了她自己对生存的抗争。 　　她不止一次地问：“人生为了什么，才有这样凄凉的夜？” 　　她不止一次地问，自然是因为她没有答案。然而她心里的执著，却是火山熔岩凝结成的山谷，褐石如流。一切对她只是过境之风。所以人们说，萧红悲剧性的命运注定了她的与众不同。她沉郁的悲哀铸成了她作品的丰碑，却也如同一片秋后的枫叶，萧萧而下，在雨中零落成泥。 　　泥，并又是一种常态。这也是萧红的生活品质，面对苦难如同日升月落一样平常。所以苦难无论怎样向她施下咒语，带着她呼啸，她最后都能安静地回到地面。 　　“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生了就任其自然地长大，长大就长大，长不大也就算了。老了，老了也没什么关系，眼花了就不看，耳聋了就不听，牙掉了，就整吞，走不动了，就躺着，这有什么办法，谁老谁活该。” “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来回循环地走着，那是自古就这样的了，风霜雨雪，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那自然的结果不太好，把一个人默默地一声不响地拉着离开了这人间的世界。至于那没有被拉去的，就风霜雨雪，仍旧在人间被吹打着。” 　　看萧红这样的文字时，我们又怎么会不能明了萧红的坚强呢？ 　　因为坚强，所以软弱。 　　对女人，这不是悖论。萧红也是如此。所以她总是重复面临一些起始问题。与萧军的分道扬镳是一个问题的结束，和端木蕻良的婚姻又是同一个问题的开始。 　　同样的痛苦周而复始。带来的是萧红深深的人生寂寞和对温情的依附。 　　她怀着萧军的孩子与端木蕻良结婚时，一些朋友因此颇多异议和谴责，他们质问萧红：“你不能一个人独立地生活吗？” 　　无力或者说不愿从与男人们那种不愉快的关系中分手自立，不是因为萧红对社会和生活的畏惧，而是身为女性她无法囚禁自己对感情的需要，对爱情的渴望。这种对感情的依附是女人的桎梏，即使不断遭到骤雨的打击，女人们总是给点阳光就灿烂，她们一次又一次体验情感的创痛和无奈，又有谁能真的摧毁那深藏在灵魂之中的期待呢？拥有或者失去，都不是她们的努力所能做到的。 　　 在苦难中与世界彼此相知(5) 　　具体到萧红，她受到五四新文化的影响，是一直在追求男女平等的。但即使同样的东西，也有位置的不同。何况情感也并不在平等的范畴里，自觉不自觉地被感情所支配，萧红也避无可避。她自己曾经说过：“我知道这是不对，我时时在批判着自己，但这是情感，我批判不了。” 　　同样是在萧红的散文里，我也看到萧红因为萧军的爱情而感情有托的阶段里，曾经是如此的快乐。 　　那是在她和萧军的爱情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因为青春的奔放和爱情的快乐，常常在哈尔滨的街头没有顾忌地边走边唱，像一对在青春的爱情里沉醉的可爱的孩子。而那时候他们的物质生活是多么贫乏啊，常常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他们那时仅有的财产：旧的水壶，小刀子，三只饭碗。 　　因为贫困，她生下的孩子送给了别人，这个孩子后来一直不知其踪。 　　而正是爱情化解了艰苦生活的侵蚀。 　　“郎华仍不回来，我拿什么来喂肚子呢？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子可以吃吗？” 　　“我坐在小屋，像饿在笼中的鸡一般，只想合起眼睛来静着，默着，但又不是睡。” “我们吃什么饭呢？吃面或是饭？” 　　“居然我们有米有酒了，这和去年不同，忽然那些回想牵住了我……借到两角钱或一角钱……空着手他跑回来……抱着新棉袍去进当铺。” 　　萧红在散文里写下的这些文字，是她和萧军在哈尔滨生活的真实记录。 　　风华妙年的女子，背叛了富裕的父亲出走，躲在小小的屋子里，寒冷里穿着单薄的衫子。面对着空空的四壁忍受着饥饿，等着她的爱人归来。这样的情形和艰辛，萧红写来是如此的静寞而真切，这又是一种对生的怎样的宽容和忍耐，对爱和温暖的怎样的激情呢？ 　　如此我也认为：有人爱，能够爱，其实是女人们自己进行精神突围的重要自卫武器——一个女人无力改变客观生存时能够迎面承受的一份慰藉和底气。 　　骄傲于个性的昂扬，不为社会要求的方式去生活。这是萧红的勇敢。深深恐惧和逃避，迫切的渴望在触手可及的地方有另一个人的存在：爱她，关心她，支持她。这是萧红的情感虚无。萧红的一生，女性有过的苦她都吃了，女性有过的甜她也尝过。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与抗争、女性夹缝生存的尴尬和无奈，使她既极端渴望能自持自立，又极端需要依靠他人，特别是男人。由此她一而再、再而三地在颠沛流离与安居中摇摆不定，她的生命力就在这样的困顿中饱经磨难，并被迫接受被放逐的寂寞、孤独和痛苦。 　　身体上是种种病痛缠身，未老先衰。隐痛是在心里，心里是种种问题缠身。但不用泪水祈求，不求生活给她解释，萧红泼辣辣地像她笔下任着风吹，任着太阳晒，可是却越开越红、越开越旺盛的花，把今天的我们也炫耀得闪眼。 　　而这，也是萧红总是让我隐隐地疼，隐隐地，心里就会因了对她的追寻而沉默起来。她的一生就是一部引人入胜的作品。她以生命书写着生命，而不仅仅是在文学中向往着自己的追求。而这一切，都不是可以用简单的喜悦和悲伤、快乐和痛苦来形容的。像她在《度日》中所写：天色连日阴沉下去，一点光也没有，完全灰色，灰得怎样的程度呢？那和墨汁混到水盆中一样。 　　墨汁混到水中，是心里充满爱充满追求却又无能为力的呼兰河女子萧红的无奈，对一个柔弱女人，是心灵深处最不堪的一击。 　　萧红自己说：“我这一生，是服过了毒的一生，我是有毒的，受了害的动物，更加倍地带了毒性……”我以自己的心情来理解她的这句话，我想，这毒性，恐怕就是她在今天仍然让我们敬重的理由，她留下的不仅仅是文学，而且更有她的血肉和灵魂。 　　这就是中国女性奋斗进程中唯一的萧红：无论她的生命中有多少逃亡与饥饿，无论她面对多少困苦与不幸，她都用她的笔写着她的大气的文字。她身上洋溢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和勇敢远远超过了人们对女性所希望的那种力量，她的朋友们亦不能理解她那些不顾一切的勇气到底来自哪里。她只是一个女人，一个在还不具备性别平等的大时代里，想要让生命的光线淋漓尽致地射透萧瑟命运的女子。 　　 在苦难中与世界彼此相知(6) 　　我以为，这只能说明她对生活对人的极其热爱。 　　后来，可以和她呼应的只有自己的童年记忆了，以寂寞的心境，回忆她那寂寞的幼年。这就是她的传世之作《呼兰河传》。 　　“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而且多么讨厌呵，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我将与长天碧水共处，留得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萧红临终时在纸上写下了上面的这段话。这是1942年的1月，萧红31岁，肺结核日益严重，躺在香港一个三等医院的病床上。这时的香港已陷入战火中，医院药物匮乏，庸医误诊，她的喉管被切开，口不能言，生命变得似是而非，转瞬将逝。 　　一朵绽放的花突然零落，这是美的消逝，有多少人可以爽然读解？孤单伫立在生死之界的萧红，以这样的不甘，体悟生命消逝的无尽忧伤，我们可以感知，她风疏雨骤的心里一定有流弹如雹。 　　饥饿，逃婚，流亡，失业，友情，爱情，难产，仇恨，疾病，指责和冷淡…… 萧红一生由北向南漂泊。她说：“我总是一个人走路，从前在东北，到了上海后去日本，从日本回来，现在的到重庆，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走路。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如此一路，她最后停在这个31岁的冬日里。这个冬日，她终于可以得到真正的永恒的自由和安宁了。但她又是多么希望死神不要带她走，而是帮忙把尘世的重负重新放在她的肩膀上，然后她仍然要无限期待地忍耐着，看生活到底还要在她的肩膀上放些什么。 　　面对风吹草动中浩荡的世界，她的不甘，正是对这个世界的无尽的热爱，如同千里万里朝拜的香客。 　　正是由于这样的理解，夜深失眠的时候，我看着窗外都市清淡起来的灯光，久久无语。我是如此地想念萧红，直至精神和身体都疲惫不堪。 　　这样的想念，只因为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代却总有相同的人。这就是我如此地想念萧红。 　　热爱生活的萧红终究也没有解决关于生存的求解。在某种情绪的愤慨和伤叹中，她走了。触摸她的我却感到了疼痛。疼痛过去了。我看到热爱着人们的萧红看到了爱的界限。隔着这爱与爱的距离，桀骜而敏感的萧红触到了苦难的深不可测。 　　我想，因此可以解释萧红在《呼兰河传》里为什么会虚拟一个梦境，几乎竭尽全力地抓住一个又一个童年细节，因为她终究一生，用宽容和忍耐执着地改变命运的努力并没有带给她切实的、确凿的、真实可靠的生活。从黑龙江的呼兰开始，她由南到北一次一次被生活追赶紧逼，最后退无可退。 　　如此，她唯一可以把握的就只有童年了，尽管并不一定是快乐的。 　　只能把握童年，这是萧红心境的寂寞和悲凉。爱情的失落、难以忍受的生活中诸多的遗憾、悲惨以及战争的逼近，使她更加渴望和向往温暖、爱和家。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清清楚楚，“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她饱蘸了深情在呼兰河的童年中寻找心灵的归宿。她营造并憧憬的美才如此单纯而震撼。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 　　《呼兰河传》里的这些生命是如此的恣意。这是萧红的现实生活终究无法实现的简单的快乐。 　　或许是觉得没有什么不可以撑过去的吧。一方面萧红以营造风景的心情用文字接近自己的快乐，从精神突围的角度眺望自己抗争的意义。同时的另外一方面却是在显示生活的意义上，萧红并不把目光停在文字的虚空里，虽然现实的苦和难已经伤眼，她也并不去追寻和拷问为什么。在现实世界中，她全力生活着，所有深怀着的憧憬和追求，只是一个女子对简单的快乐的期求。一份可以安居的老百姓式的生活。 　　 在苦难中与世界彼此相知(7) 　　这是萧红的豁达、硬朗和乐观。 　　1938年5月，萧红在武汉与端木蕻良举行婚礼。当胡风提议让新娘新郎谈谈恋爱经过时，萧红说：“张兄，掏肝剖肺地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历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才发现了端木蕻良。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希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 　　从这段话可以理解到萧红对于平常生活的渴求。这种渴求在她的第二次婚姻中左右了她的爱情观。与萧军在哈尔滨街头边走边唱的萧红更显冷静和理智。这也说明了萧红对于人生之旅途的疲倦。她赠给端木蕻良相思豆和小竹竿，这两件定情物包含了一个受伤女人的心愿。相思豆代表爱，而小竹竿则象征着坚韧与永恒。 　　她却注定不会有。她注定要一个人走路，继续宿命的漂泊。 　　内地的城市相继陷入了战火。萧红随端木蕻良来到香港。在香港她写完《呼兰河传》后，贫病相加，走到生命的终点。 　　据说，在她离世的最后日子，她生命中的两个男人萧军和端木蕻良都不在身边。 　　她的一生就这样以悲剧的名义展示给我们一种精神意义。 　　骆宾基在《萧红小传》中分析说，一个想在社会关系上获得自己独立性的女子，在这个世界上很难找到支持者，“现在，社会已公认了这一历史的缺陷。那早已开始了这梦想的人，却只有希望于将来”。 　　骆宾基此言，应该是在解释萧红一生的穷途吧，但我想来想去，却是觉得如同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中亮点总是会让人爽然叫嚷，萧红面对穷途的态度，她在永远无法统一、永远矛盾中坚持着的人格理想，恰恰是时光之河里流出来的桃花片，让人顿觉望眼欲穿想要知道那花的来历，这也是在今天萧红仍然让我们不能忘怀和爱戴的理由：她从不放大自己的穷途，爱与痛，血和泪，悲壮与无悔，她经历着，时间长了，次数多了，一切不过就是为了生活，不过是觉得生下来就该活着。 　　这就是萧红对苦难别样清醒和深刻的颖悟和了解。 　　因为这是个不会为任何人停留的世界。 　　这里所说的穷途，当然不仅指肉体的贫困或伤害，更指精神发展的难以维系。而且现实总是没有给萧红提供一个关于拯救的承诺。仅是从身为女人的角色意义，她两次怀孕生育亦都使她陷入极其尴尬的处境，让她无奈地体验了没有爱情的生育与无意义的动物般的生育苦痛。她跟萧军在一起时，肚子里怀着那个抛弃她的负心男人的孩子。和端木结婚时，却怀着萧军的孩子。这种割裂状态折磨着她。 　　一个孩子生下来被送走了，不知所终。一个孩子小产死了。身体内部的血肉分离和无法填补的空洞，使萧红的小说也找不到爱情的爽然一喜。爱情，这个一贯是作家讴歌描写的重点，也是五四以来现代女作家表现的重要主题，在萧红的小说中是一个沉默的缺席者。 　　生活终究是自己的，生活终究是说不清的。 　　生命就是这样，走呀，来呀，很寻常。快乐或者无可奈何地看尽沧桑都是过程。 　　活就自在地活，死去就死去了。这其实就是萧红对于爱情与生命的理解。用简单的喜悦和悲伤、快乐和痛苦来回应一个时代和一个性别群体对苦难的无解。 　　如此，萧红活出了自己的本色的人生。她像一树拐弯处突兀的花，也像白雪中燃放的白烟，我们看到了，不难理解她的悲哀和凄凉。但从萧红的角度，她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去抗争却仍然无从把握人生的游离，在她所处的时代，在她说笑、谈论着的时候，又有谁能从她的角度读解一堆白烟在白雪中燃放时无能为力的呼喊呢？ 　　萧红的人生可以说是非常充实而硬朗的，又是寂寞而凄凉的。 　　我想，这就是一个个体的女人浓缩了一个时代和一个性别群体的悲哀之后的超越吧。 　　 在苦难中与世界彼此相知(8) 　　“严寒把大地冻裂了。”“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好几丈长的……大地就裂开口了。”“人的手被冻裂了”，“水缸被冻裂了”，“牛被冻住了”，“大风雪的夜里，竟会把人家的房子封住，人们早晨起来竟推不开门了。” 　　把东北的冬天描写得这样壮美绝伦，萧红这样的女子，又是多么的大气。 　　在远远近近里葱葱郁郁起来的三月，这样想着萧红，愈走愈静，市井的车声楼影倒像隔世或来世的玄事了。事实上，纵观所有的人生，又哪里有绝对的幸福呢？ 　　但快乐却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一时一刻的快乐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着，就让我们抓住并放大这一时一刻吧。 　　永远的憧憬和追求萧　红　一九一一年，在一个小县城里边，我生在一个小地主的家里。那县城差不多就是中国的最东最北部——黑龙江省——所以一年之中，倒有四个月飘着白雪。 　　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甚至于无情。 　　有一次，为着房屋租金的事情，父亲把房客的全套的马车赶了过来。房客的家属们哭着诉说着，向我的祖父跪了下来，于是祖父把两匹棕色的马从车上解下来还了回去。 　　为着这匹马，父亲向祖父起着终夜的争吵。“两匹马，咱们是算不了什么的，穷人，这匹马就是命根。”祖父这样说着，而父亲还是争吵。九岁时，母亲死去。 　　父亲也就更变了样，偶然打碎了一只杯子，他就要骂到使人发抖的程度。后来就连父亲的眼睛也转了弯，每从他的身边经过，我就像自己的身上生了针刺一样；他斜视着你，他那高傲的眼光从鼻梁经过嘴角而后往下流着。 　　所以每每在大雪中的黄昏里，围着暖炉，围着祖父，听着祖父读着诗篇，看着祖父读着诗篇时微红的嘴唇。 　　父亲打了我的时候，我就在祖父的房里，一直面向着窗子，从黄昏到深夜——窗外的白雪，好像白棉花一样飘着；而暖炉上水壶的盖子，则像伴奏的乐器似的振动着。 　　祖父时时把多纹的两手放在我的肩上，而后又放在我的头上，我的耳边便响着这样的声音：“快快长吧！长大就好了。” 　　二十岁那年，我就逃出了父亲的家庭。直到现在还是过着流浪的生活。 　　“长大”是“长大”了，而没有“好”。 　　可是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 　　所以我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明媚胡蝶 街灯照亮黑夜的塔(3) 　　一个开风气之先的女子，承接着整个社会的目光，我们可以想象她不可避免的一些是是非非。而身在乱世，自然也是谁也不能判断有什么样的磨难可能等在前面。事实上，胡蝶所遭遇的坎坷，远比普通人要多。“九一八”事变之夕，盛传张学良正在北平六国饭店拥胡蝶而舞，以致马君武作诗讽咏其事：“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那管东师入沈阳！”一时间，胡蝶“美人祸水”的说法沸沸扬扬。而最让人们熟悉的，是胡蝶与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的一段往事。1942年香港继上海后沦陷，已经息影的胡蝶同家人在香港避难，日本人想利用文化名人宣传“中日亲善”，请胡蝶演观光片《胡蝶游东京》，胡蝶谎称怀有身孕逃离香港辗转来到重庆，为寻找在途中丢失的全部家当而与戴笠有了牵连。50年后，她在《在重庆的日子》一书中回忆这些时说：“……关于这一段生活，也有很多传言，而且以讹传讹，说胡蝶也未吃亏，她的丈夫潘有声因此在当时惟一对外通道的滇缅公路来回走单帮，有戴笠主管的货运稽查处免检放行，确也捞了一笔横财，成了确凿之据的事实。现在我已年近80，心如止水，以我的年龄也算高寿了，但仍感到人的一生其实是很短暂的。对于个人生活琐事，虽有讹传，也不必过于计较，紧要的是在民族大义的问题上不要含糊就可以了。”她平和地说：“我并不大在乎，如果我对每个传言都那么认真，我也就无法生存下去了。我和张学良跳舞的事情，闹了近半个世纪。现在不都澄清了吗？” 　　这就是胡蝶：体验到时世的苍茫而又能够淡漠从容。她积极地入世，并能够在每一次事到临头时水来土掩。从她的一生里去找寻，我发现她基本上不去问为什么。在拍摄《秋扇怨》时，胡蝶开始了少女的初恋，对象是该片的男主演林雪怀，1927年3月22日他们在上海新落成的月宫舞场举行了隆重的订婚仪式。男人的臂膀却没有掌一盏黑夜中静静的灯，事事要依靠未婚妻的全力入心照顾，开销都是胡蝶拼命拍片的片酬。苦撑到了后来，林雪怀近乎无赖的行径使得胡蝶心力交瘁，胡蝶却没有像一些女人走进认命的套路，自己拼命拍片，打拼了一年，“蝶雪解约案”有了结果，与后来她托付了一生的潘有声结为夫妻。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到胡蝶处理事情的理性和决断。一个女人，感情的归宿总是要体现在美满姻缘上才有幸福可言，千百年来这对女人几乎就像是修炼成仙。事实上可以说，婚姻是女人的第二次生命，现在依然如此。人类生生不息，但还是必须承认社会的男性主流现实。 　　胡蝶的入世，就是如此真切地体现于她的直面现实。她应该是本能地领悟了女人的天生弱势，因而人们看到她总是微笑着，一生里足迹连起来就是一条溪水，一路迤逦，弯弯曲曲中裹挟着自我的光辉和才情，维系着她对事业、个性和生活的坚持。像遭遇红颜祸水的误解、与戴笠在三个年头里剪不断理还乱的生活、日本人的威逼利诱以及后来在1957年丈夫潘有声病倒住院，转让了与丈夫一起在香港经营兴华洋行和胡蝶牌热水瓶的所有产权，丈夫的生命仍未保住的凄苦难熬，所有这些让很多人都会觉得痛不欲生的打击，胡蝶都不在她的人生里显露出她的追问和挣扎，强化她的幸与不幸。她牢牢地抓住了身边的可触可感，清风明月而且一如既往。 　　曾经听到一首歌《不明白》，歌里说：天空的云是怎么飘，地上的花是怎么开，我从来不明白。春天的风是怎么吹，冬天的雪是怎么落，我从来不明白。从胡蝶这样一位女子的身上，我更确认了自己的看法：在一些时候，我们其实真的没必要去明白很多，因为很多事情我们无法改变，不如考虑改变我们自己显得更为明智。而如果能以此种心态处之，所有的发生也就是常态而已，反倒容易找到解决之道。 　　很早的时候，胡蝶就说过浮生若梦的话。那是1935年，胡蝶28岁，在苏联参加国际电影节，突然听到了同乡同行好友阮玲玉服毒自杀的消息，胡蝶先是不信，说道：“怎会有这等事，又是小报造谣吧？”友人出示《申报》、《新闻报》的报道和照片，她长叹了一口气，潸然泪下：“我原以为不可能的。玲玉是多么好的一个人，多么好的演员，我比不过她。她见着人总是高高兴兴的，一副面孔和颜悦色，会自杀？真是的！尤其使我难过的是，我们这多年的友情，竟未能再见一次，便成永诀。浮生若梦，世事的变幻太让人惊讶了。” 有人认为，“胡蝶貌美，玲玉艺佳”。其实她们是各为类型。看了一些她们的资料片，看到胡蝶演的戏都比较静，而阮玲玉演的戏大多比较活泼。然而在生活中她们的表现完全相反。生活中的阮玲玉忧郁沉默，对自己身处之境专心致志。胡蝶长着翅膀，只待稍有风吹草动，便干净利落地飞到空中，尽其可能去脱离险境。她知道自己的渺小，飞到空中便好像没有了踪影，所以她老练世故，善于交际，合群而又善忘，凭借着柔软的身段与机智，她低调地找寻着与社会与人群的水乳交融，这样无论为蝶还是作茧，人们都很容易接纳和宽容她的美丽与不美。比如那时有一位“封面女郎”貂斑华与胡蝶长相极似，当胡蝶欧游归来，在轮埠上有记者举以相告。胡蝶不经意地一笑道：“哪里，应该说是我像貂斑华才对。” 　　 街灯照亮黑夜的塔(4) 　　再早一些的时候，胡蝶由天一公司到明星公司做演员，这时宣景琳是明星公司的当红名旦，两位女明星碰在一起，很容易当仁不让。宣景琳当时向公司表示：“伊拍一部，我拍一部，大家勿碰头(合作)。”后来，明星公司筹拍《姊妹花》，安排胡蝶一人兼饰姊妹两角，宣景琳扮演母亲。宣景琳起先不肯，后来经编导郑正秋再三劝说，终于答应下来。两人之间的隔阂也由于合作就此不在。 　　50年后，定居加拿大的胡蝶在《回忆录》中这样写到：“宣景琳在《姊妹花》一片中，是驾轻就熟，演技发挥得淋漓尽致。也正因为有她及郑正秋的通力合作，我自己的演出才能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而所谓睹一叶而知秋，窥一斑而了局。胡蝶是一个长寿的女人，从1907年到1989年，在她80多年的一生中，该经历了多少变数，有多少选择会是情非得已，有多少快乐背后隐藏着无奈和悲哀，旁人都只能隔岸观火。而当事人的胡蝶自己，在80岁的时候回忆起来，恩怨纷争都是薄衣过得残冬的风轻云淡，一生的往事如云彩彼此拥抱，化为春雨清脆婉转敲击在玻璃窗上，发出好听的声响。 　　我于是又想起胡蝶在回忆阮玲玉时的一段话：“我到欧洲之前，到她家去第一次没有见到她，只见到她妈妈和她女儿小玉。后来又去了一次，她刚好在家，两人见面，十分高兴。我们既是同乡，又是同行，所以谈的话题也是大家感兴趣的，谈到我这次出国访问，她也很高兴，也很感慨，她说：‘能有机会出去走走，开阔一下眼界，总是好的，不知我此生是否还有这次机缘。’说着说着，大概触动了她的心事，她不觉眼圈红了。我连忙岔开话题，劝她说：‘人生也似舞台，悲剧也总有结束的时候，我自己在苦的时候常对我自己说，快了快了，演完苦的就会有快乐的来了，你现在不也是苦尽甘来吗？’”于此，我也就想，以我们今天的生存的悟性能否了悟这只蝶的生存法则呢？我是觉得，她让我有机会看到水做的女人水的能量和热情的释放，完成了那惊艳绝伦的一瞬，再别无遗憾地万川归海，也就少了一些的悲天悯人吧。虽是说今天的我们已不是胡蝶的时代，但无论远了近了，在一些时候，我们其实不必要等到很久才会明白什么是年长岁老。来来往往里，一些人告别了，一些人还在，时间也总是在流变，但又有谁能够说，那些过去和未来的年代里肯定看不见你与我呢？ 　　如果一定要追根溯源，胡蝶的生存智慧跟她少年时期的经历也是有些关联的。她原籍广东鹤山，生于上海。父亲胡少贡在胡蝶很小的时候就在京奉铁路线上当总稽查。在胡蝶16岁进入到上海务本女中读书之前，她一直随家人奔波在铁路线上，四处迁徙的生活使得幼年的胡蝶接触到各地的风土人情，在阅人历事中积累了人情世故的经验，也多少让她耳濡目染了生存对舍与得的要求，漂泊不定的住所，不断的放弃和远离，客观上是容易让一个人在得失取舍上就事务实的。而在平常的日子里，我们需要的常态也不过如此。我记得是在《博尔赫斯八十忆旧》一书里，看到过博尔赫斯说他把世界看作一个谜。而这个谜之所以美丽就在于它的不可解。但是他认为世界需要一个谜，而人们无需知道得更多。博尔赫斯说这话的时候已经双目失明，他许是认为存在即是合理吧。而相对于动荡中求生的人们，合理不合理却只是一种矫情的奢侈。香港沦陷时，胡蝶就看到了影界姊妹悲惨的遭遇：以《驸马艳史》出名的红影星梅琦与“华南影帝”张瑛举行婚礼，日军当着新郎的面扒下了她洁白的婚纱。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胡蝶的忐忑和如履薄冰。她要挡住多少掠夺的手和窥视的心呢？令人惊奇的是：灾祸、动荡的生活并没有让她变得极端或者僵硬无情。她也不是那种恃宠的女子，在电影里，她经常饰演富家小姐和贵妇人，生活中她却是做得了柴米夫妻，是一个愿跟普通、老实的商人过日子的妻子，息影后更是倾注了全力，辅佐潘有声经营以生产“蝴蝶牌”系列热水瓶为主的兴华洋行。只可惜这段战后朝夕相处的生活只持续了六年，潘有声就病逝了。丈夫的先她而去，使她始终无法摆脱孤独和悲哀，1959年，在亲友的鼓励下，已年过半百的胡蝶加盟邵氏公司，回到了阔别十年的电影界，先后参加了《后门》、《街童》、《苦儿流浪记》、《两代女性》等的拍摄。其中《后门》一片获第七届亚洲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禾奖，而她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奖，同年该片又捧走了日本文部大臣颁发的特别最佳电影奖。 　　 街灯照亮黑夜的塔(5) 　　1975年，胡蝶移居加拿大的温哥华，并改名为潘宝娟。宝娟是她父母为她起的乳名，以潘为姓则表达了她对亡夫潘有声的怀念之情。为着这份对夫君的亲爱，在丈夫去世后的三十多年里，胡蝶一直孀居。其间有痴恋她的朱坤芳向她求婚，她说：“非常可叹的是，我也只能辜负你的一片痴情，其实我根本就是个思想非常传统的女人……” 朱坤芳早年因为迷恋胡蝶主演的影片时常逃学，后来弃学从影，又因胡蝶嫁了人而使他痛不欲生。在他准备投入黄浦江作为解脱时，突然萌发奇想：“胡蝶身患疑症，无人能医，如果我掌握了高超医术，就定能妙手回春救她生命。”于是，他重新振作精神，赴日本投考仙台医科大学攻读西医，继而又拜著名汉医为师，因而精通中西医术，成为横滨的著名医生。他思念着胡蝶，一直没有娶妻成家。从报上得知胡蝶痛失丈夫，他毅然停业奔赴香港，要帮心仪的女人渡过难关。正是朱坤芳的劝说鼓励和奔走使得胡蝶在50岁的时候重投电影，早早晚晚里能够安详飞翔。但胡蝶说：“朱先生，我胡蝶决非无情草木，可如今我的儿女都长大成人，我已经是当祖母的人了，他们会怎么看我？唉，原谅我吧，我实在对不起您啊!”我想，从这件事，我们多少可以理解到胡蝶对自己传统中国女性的定位。或者也正是她的传统定位组成了她一生细碎而实在的情形，所以她从不在想象中生活，她既是明星，又是千千万万的柴米妻子之一。她入世的时候一身光芒，出世时又能回归平凡，忍着委屈和风险去尽一份女性的哺育劬劳。也所以，她能掌握住自己，一旦情形好转，她便又积聚起飞翔的力量。既往也就是过眼云烟了。懂得追求也知道放弃，学会珍惜也能够遗忘，对一个弱势的女子，这是非常宝贵的一种生存能力和经验。由于胡蝶几乎是本能地乐观，加上明智的性格因素，幸与不幸，她都很容易看成一种常态。常态是什么呢？实则是如同击鼓传花的游戏，鼓点停了，停在谁就是谁，你参与了游戏，也就没有什么愿意不愿意，拿了花起来跑就是了，一味地将常态强化为个案，对谁都很无趣。 　　这就是世上的事。很多事，终归是，我以为胡蝶洋溢着的乐观豁达在今天依然像一个故事一样动人，并修补着女人的弱势。而根据我们今天的经验，只有乐观豁达的人才有坚强的本钱。亦此，胡蝶也就支持着并鼓舞着我们别来无恙，在自己的习惯中得到幸福。也如此，若说过去那个年代里胡蝶的生活是很好的或者幸运的，那么日子反复着继续着到了今天，我们应该是可以更好的了。 　　而把日子糟蹋和对日子吝惜，又是各人自有所解，就如电影和生活，一个是给别人看，一个是给自己看。当然，也都随了日子的悠长，要荡漾到远处去。 　　 潘玉良 姹紫嫣红遗落于身后(1) 　　切她都经历过来了。她用自己的行动，突破了当时以男性为主体的绘画风气，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完全靠了毅力和坚韧去把自己的意志分给每一次的孜孜不倦，开掘了自己的天赋，也炼就了面对苦难的豁达。风雨磨难中，是一个弱者在坚强和容忍中的坦然和微笑。潘玉良，就是这样，一种叫执着和坚韧的东西大如珠玉，细如雾霭，流动在她的一生之间。她自强不息的刚性气质也流弹如雹或者梨花沐雨一般，供今天的女人享用。 　　凌晨三点，我没有睡意。想着民国初期里一个叫潘玉良的女子。夜的暗色，平直而无声，像我和她之间滔滔的时光，我此刻寻她的某种桀骜不驯，像这暗色里一束能伤眼的白光，还有点诡谲。这大概因为她是那样叫人难以置信的一位奇女子吧。 　　孤儿——雏妓——小妾——画者——中国最高学府的教授——世界艺坛的著名艺术家，这都是潘玉良。古今中外的经传中，她以不可代替的艺术史上的位置，成为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典型：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动荡和文化碰撞的社会巨大变革背景下，经过个人努力获得成功的女性。由于她与众不同的经历和性格，使她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最为突兀，也最具代表性的女性艺术家。她的传奇色彩，隔了半个世纪，纵横交错在了我们的今天。在那样的一个战乱年代里，她只身两次远渡重洋，在异国他乡的巴黎从事艺术活动达五十多个春秋。在这段身处异乡的经历中，作为外国人眼中有艺术天分的中国人，她的作品曾多次入选法国具有代表性的沙龙展览，并在美国、英国、、比利时、卢森堡等国举办过个人画展，曾荣获法国金像奖、比利时金质奖章和银盾奖、意大利国际艺术金盾奖等二十多个奖项。她一生最大的荣誉是1959年9月巴黎大学把它设立的多尔烈奖，奖给了她这个中国女子，这在巴黎大学的历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巴黎市市长亲自主持授奖仪式，把银盾、奖章、奖状和一小星形佩章授给了她。她还是一位雕塑家，她创作的雕塑《格鲁赛头像》、 《蒙德梭鲁头像》，分别为巴黎尚拿士奇博物馆和法国国立教育学院收藏。专家们说，她的油画作品融合中西，色彩线条互相依存，用笔俊逸洒脱，气韵生动，赋色浓艳，雍容华贵，别有趣味。她的绘画有雕塑感，她的雕塑又有绘画的浑厚。 　　大多数的人知道潘玉良，多是从影视剧里。有几个版本，都由倾城美女演绎，多是小桥流水或者水榭庭院一般的东方韵致。在时光里回溯，我的嗅觉里却没有这般想像的香艳，潘玉良全然不是水做的女子。她，在绝对的男权社会里，把所有的伤和痛都背负着，气象峥嵘，明明已身心疲惫，也还是以一种赤着足的方式走路。而且一路斑斓。 　　看了很多写她的文字，知道她生于贫民家庭，当雏妓是因为她一岁时丧父，两岁时姐姐死了，到了八岁时母亲也不幸离世。失却了生存支柱，她被舅舅收养。在她13岁那年，为偿还赌债舅舅把她卖给了城里的怡春院。在妓院四年之中，她因拒绝接客，逃跑、毁容、上吊数回，直至这命运在后来被一个叫潘赞化的男人逆转。 　　除了在妓院学习过吹拉弹唱的技艺，学唱过京戏里的老生，她没有受过基本的文化教育。自幼沦落风尘，是纠缠了她一辈子的伤痛，令她一辈子都要痛得窒息。 　　四年青楼女子的生活，却并不让她风情万种，她甚至没有一般女子的娇媚可人。 　　她的同班同学、老画家刘苇(倪贻德夫人)说，有一次她们在杭州山上写生，潘玉良到雷峰塔墙圈里方便，这时一伙男同学过来了，刘苇喊潘玉良快出来。潘玉良蹲在里面说：“谁怕他们！他们管得着我撒尿吗？”在上海美专任教时，有人出言不逊，被她赏以耳光。 　　看她的自画像，和她留下来的照片大体是一致的：狮子鼻、厚嘴唇，平庸的相貌。 　　如此种种吧，使她几乎别无选择地，倔强着，坚强着，执拗着，并这般强壮起来。 　　 姹紫嫣红遗落于身后(2) 　　在她的传奇色彩中，有两个男人不可忽略。这两个男人对于潘玉良，一个像山，一个像水，如同经过命运或者天意的挑剔和筛选，给予了一个女人一生流连盘桓的底蕴。应该说，无论过去还是今天，一个女人能够脱颖而出，都不知要经过多少男人的手。对此，潘玉良也只能像绕不过风一样需要男人的手托着她。不过，她却不是因了千媚百态，或者花枝招展。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 　　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 　　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去。 　　这是一曲古调的《卜算子》，潘玉良在轻拨琵琶为芜湖新上任的海关监督潘赞化弹唱的时候，才17岁。她并不知道这个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桐城才子，会像天意一样在这一天改写她的一生。此时她叫陈秀清，当地乡绅富豪为了讨好潘赞化，从怡春院选了她来弦歌助兴。 　　然后是潘赞化看着凄怨悲凉的风在这弦歌中弥漫，像忧伤的阳光慢慢地洒遍自己。这个长她12岁、又有了妻儿的男人，用他可能的一切方式开始爱护她。1913年，在陈独秀先生的证婚下，他们结成夫妻。新婚之夜，玉良改姓潘，叫潘玉良。 　　从此后潘玉良一直以潘赞化的夫人为其本分，却又始终因小妾的身份而在当时保守的中国世俗社会中难以立足，最后只得远走法国，长眠异土。 　　因为自己的一刻一缕的感受和心情，为中国增添了一名世界性的艺术家，这无论是在最初的偶遇中，还是在后来他们一起或近或远、或是喧哗或是宁静穿越的时光里，这恐怕也是赞化先生所意外的。而对于潘玉良，赞化先生就像一座山，一座可依可靠可安心并注定要培植她的男人山。据记载，潘赞化本人在外形上端庄浑厚，是一个开明的知识分子，一个革命者，参加过蔡锷将军的护国军，讨伐袁世凯时任旅长。他还是陈独秀先生的老友，主张男女平权。 　　一个正直的、有同情心并也有能力去呵护女人的男人。 　　想来，他早期对潘玉良的救助和支助，更可能是出于一种信仰和道义。但是，他为潘玉良所做的种种，就是放在几十年过去了的今天，也是要让人肃然敬佩的。 　　在那个年代冷的眼、暖的眉中，潘玉良的岁月因了这个男人多了许多无辜的疼，也多了更多女人们一生所求而不能得到的宠。 　　赎出潘玉良后，赞化先生便请了教师教她识字。后来，拗不过玉良在最初时的一己之趣，让邻居洪野先生教她绘画，直至帮助她进入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 　　再后来，赞化先生从上海把她送过重洋，让她满怀憧憬地踏出了求学欧洲的第一步。到达法国后，她进入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学习，后又考入里昂国立美术专门学校。1923年，她考取巴黎国立美术学院。这期间，她与徐悲鸿同班，在巴黎的凯旋门，在波光粼粼的塞纳河上绘画，一时间日暖云轻。 　　1928年，潘玉良学成回国，相继在上海美专、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先后与王济远、庞薰琴、徐悲鸿等名家共事。这期间，为了拓展自己的艺术视野，她在黄山、庐山、扬子江等地的峰巅峡谷写生，风餐露宿。在从事美术教学和研究上的同时笔耕不辍，先后举办了五次个人画展，并出版了《潘玉良油画集》，受到广泛好评，被誉为“中国西洋画中第一流人物”。 　　再后来，是1937年，潘玉良再次去国离乡，主要是潘赞化的原配夫人与她不能相容，不愿让丈夫为难的潘玉良借参加巴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和举办自己个人画展的机会再赴欧洲，此后就客居巴黎。 　　有另外一个男人，在她有限的生活的圈子里，以他几十年如一日的真诚成为她极个别的知己。这个男人名叫王守义。王守义出生于河北高阳县农村，有说曾做过潘玉良的学生，于1920年去法国勤工俭学，后来在巴黎开中餐馆。潘玉良在她的后半生与王守义相依为命，冷夜不惧寒意，是在她第二次去法国后。 　　 姹紫嫣红遗落于身后(3) 　　她再到法国时，正值欧战前夕，局势紧张，许多留法习画者正纷纷离去。战争时期，不仅生活不安定，绘画工具的材料也十分缺乏，一般的画展活动也不能如期进行，潘玉良境况窘迫，王守义的接济使她有了安定的生活环境。潘赞化去世后，潘玉良和王守义同居，直到去世。 　　王守义对于潘玉良，是一种水的滋润。庭院深深中的那种小榭流水。这样的滋润，是可以叫女人安静的：放了心很踏实地来过自己一分一秒的生活。 　　王守义还是潘玉良从事绘画和雕塑时的助手、追随者，或者仰慕者。他懂得欣赏潘玉良的品德和才情，无论是辉煌的时刻，还是落魄的岁月，王守义总是默默地陪伴和帮助她，在她的孤独和寂寞里邂逅了很多的温暖。这是潘玉良的一种幸福。这幸福的模式也是很多女人想要的：平淡而真实的归宿。有风的时候，这个男人会牵着女人的手放进他外套的口袋里，然后相视一笑。 　　大致上，潘玉良就这么经历过来。然而，在这经历里，我体悟着她的沧桑却又不能解语的，是她所付出的艰辛和所经历的坎坷。从一个没有受过最基本教育的青楼女子成为蜚声世界艺坛的艺术家，潘玉良所走过的每一步，该都是在以最拼命的方式迈出。虽有人同行或转眸向她，她自己也只能无奈看着有刺扎进足心，通到心里如流水汹涌。她是认了这份苦却不服输的，因而，每一步也就如赤着足行走一般，其中滋味，也就只有心能体悟。 　　有一张潘玉良于1931年5月在天津拍摄的照片，是当时记者采访时拍摄的。看过后就不能释怀。潘玉良作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随徐悲鸿夫妇来到天津，当时她已是大画家，照片当中的潘玉良却是没有姹紫嫣红的欢愉，显然的孤寂和忧郁隔着时空，依然流露着苦涩。 　　她就是这么活在这样的内心里活了一辈子吧。 　　在一天天的日子里，她又是极能耐苦的，耐苦而没看到她说苦。在巴黎学画时，她一度在四个月的时间里没有接到家信和津贴，忍饥挨饿几近失明。为了多临摹一些大师们的作品，她极少在星期天休息。天还没亮，她就起来，带上画具，往罗浮宫去。常常是口干舌焦，腹痛恶心，饥不择食地啃一块冷面包。第一次赴欧洲，虽说有潘赞化周旋，但她是自己考得安徽省政府的双份津贴。为了不错失这次留学的机会，她忍痛扼杀了腹中的胎儿，在习画的同时初步掌握了法语。 　　而此之前，作为上海美专唯一的女生，后来又被好事者打听到她的青楼出身，所要面对的流言飞语漫天飞舞，其内心的苦楚也是可以想见。她的晚年很凄凉。巴黎是高消费的城市，她为人忠厚诚实，没有代理商代理出售作品，她更不会经营宣传“推销”自己，历年卖画极少。到了晚年，年老体衰，靠社会补助金维持生计。1977年7月22日，在贫病交迫之中，默默地离开人世。 　　能找到的她所有的照片，或者她的自画像，没有见过她灿烂地笑着的。而以她生前就有的影响和成就，她该是可以如此骄傲地笑的。 　　先为雏妓，后为小妾，她的内心其实一直自卑、敏感、怯懦、孤独。在她的静物画里，盛开与凋谢的花朵是她经常描绘的题材。我想，她是刻意的吧，有她对生命过程的诠释，也有她后来对命运莫测的宿命理解。 　　一切她都经历过来了。她用自己的行动，突破了当时以男性为主体的绘画风气，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完全靠了毅力和坚韧去把自己的意志分给每一次的孜孜不怠，开掘了自己的天赋，也炼就了面对苦难的豁达。 　　耐苦并不说苦，是一种意志力，源于她的极其要强。她因为青楼女子的经历一意要证明自己，也一意要在男权社会里扬眉吐气。这是女性的一种自爱，也是弱者的一种坚韧，这样的坚韧和自爱潜移默化，是她一生的自我定位。认识潘玉良的人回忆说，在巴黎她有“三不”女士的称号，一生坚持不入外国国籍，不恋爱，不和任何画商签订合同，努力做一个独立的人。旅法画家贺慕群曾这样回忆他印象中的潘玉良：“侨居巴黎后我和潘玉良常有来往，在艺术上和生活上都曾得到她的指导和帮助。潘玉良生活并不富裕，但是生性豪爽乐于助人。她常留短发，喜喝酒，不拘细节，说话时声音很大，气势不让须眉，颇有男子气度。晚年时住在蒙巴拿斯附近的一条小街，她住在顶楼，住房兼画室，生活清苦，但是勤于作画，有时候一天到晚在家作画，一天都不出来。 1954年，法国曾拍过一部记录片《蒙巴拿斯人》，介绍这个地区文化名人，其中就有潘玉良，她是片中惟一的一个东方人。” 　　 姹紫嫣红遗落于身后(4) 　　在潘玉良事业的鼎盛时期，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面临着亡国灭种之灾，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掀起了大规模的救亡运动。潘玉良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当时美术界义展义卖活动，发表讲话，谴责一些“知名人士”远离现实话多画少。结果受到一些无耻之徒“妓女不能玷污象牙之塔”等等谗言污语的诽谤攻击。 　　玉良不为所动，还之以加倍的努力投身艺术创作和社会活动。 　　风雨磨难中，是一个弱者在坚强和隐忍中的坦然和微笑。潘玉良，就是这样，在我的这个夜晚里暗夜纯白。我看到，一种叫执着和坚韧的东西大如珠玉，细如雾霭，游动在她的一生之中。她自强不息的刚性气质也流弹如雹或者梨花沐雨一般，供今天的女人享用。 　　当然，所有人的各种际遇都是难以预料的吧，就像此刻之前，我没有料到会因为某个偶然去寻这个几十年前的女子一样。 　　而这个时候，我在一个世纪流离的时光里见过了太多的流逝和褪色，仍会惊异于这个女子带给我的繁花似锦。在我已经难以承受记忆中的完美被时光磨损时，我喜欢这繁花似锦中的温暖，而且是长久的温暖。就如春季的阳光，和煦地照进窗口，暖意却直抵午后，以至向晚。 　　从雏妓到画家，在中国近现代画史里一枝独秀被记忆着的女子潘玉良，此刻让我在时光之海里远渡。近一个世纪前的熙熙攘攘，就这样在我的手心里像泪花一样地盛开，所有流离的时光这时都聚拢起来，让我是那么近的、可以像河的此岸对着彼岸一样去领略她慢慢跋涉的身影。 　　就像飞蛾扑火一样。 　　 逆流的林海音 凭空里漫来阳光的味道(1) 　　北京冬天的夜晚是空寂的。随着夜深，只见好大的寒意，窗户的玻璃上渐渐地贮起了冰凉的花，天和地都寂下去，物是人非一般。 　　我坐在有暖气的屋里，穿了一件有些怀旧的花布棉衣，在故去的点点滴滴的时光里追寻林海音先生。棉衣所用的花布料据说是由一些植物印染的，花在布上很朦胧，衣服也就很安静，一如我现在的心情。 　　这种氛围很适合怀旧。尤其是林海音先生是在北京生活过很多年的，这样冬日里不去睡眠的夜晚，她许也是有过的。在这以前，我在斑驳的岁月里，以近乎迷离的味道，面对或擦肩，追寻一些在时光的背后顶天立地的女子渐次辽远起来的身影。沉醉不知归路。 　　忆旧总是让人伤怀的，光阴里的岁月都如同经历过秋风。这样去体验一些我没有过的生活和无缘面对的人，就如同“银汉无声转玉盘”，天上地下，星辰人物皆模糊起来。 　　这样的情形里,林海音先生却如初春里开得满树满眼的花儿，一枝一串的，带着很密很厚的阳光的气息凭空里漫来，灿烂和妩媚，把一切都舒展开来。 　　林海音，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原籍台湾苗栗，父母早年在日本经商，林海音于1918年3月18日生于日本大阪，三岁随父母返台，五岁来到北京， 19岁从北平新闻专科学校毕业，担任了《世界日报 》记者，21岁时与该报编辑、出身书香世家的夏承楹结婚，在北京生活25年,1948年举家迁往台湾，2001年12月1日在台北辞世。 　　在北平成长，在台北发亮发光。林海音，一位儿女绕膝、贤妻良母型的职业妇女，一位著作等身的作家，一个职业编辑，一个专业出版人。一个一口京腔儿、“比北平人还要北平”的老北京。一个在每个角色上都做得很成功的美丽亲切、乐观奋斗、雍容温雅的中国优秀女性。在台湾，她被誉为文坛“极为优秀的掌门人”。在大陆，她被赞为“两岸交流的第一批候鸟，两岸文学界祖母级伯乐式的核心人物”。林海音的一生，体现了社会变革时期，一个有着进取的内心、积极入世的普通女子的成功生存实践，构建了中国新女性运动发展史上的一个成功的案例。这个案例或许有着背景和契机的某种偶然性，但与个体关联，却是不折不扣地体现出了个人的性格性情、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等因素的必然性。 　　最早知道林海音，是看吴贻弓导演拍的电影《城南旧事》。上个世纪30年代的北京城，一个外来的小女孩英子，她还没有受过社会的薰染，用纯洁的眼光看着世界，看生活在底层的一些北京人的命运跌宕，还有运煤的骆驼队。骆驼的队伍过去了，驼铃声“当、当、当”地响,“长亭外，古道边……”悠远的画面里，那首清丽而感伤的《骊歌》吹散得如此辽远又如此悠扬，我就这样知道了有一个作家叫林海音。 　　后来就读了林海音以老北京城为背景写作的系列小说。读了她写的很多的书。 　　作为作家的林海音，“写作的兴趣是那么高昂。”“原来我所写的，数来数去，全是陈谷子、烂芝麻呀！但是我是多么喜欢这些呢！”这是她对自己一生写作的评述。写作，是她的生命支柱，也是她精神和平日里生活的写照。她曾借用贝多芬的话， 说：“为何我写作？我心所蓄藏的必须流露出来，所以我写作。” 　　林海音的写作生涯，与她的职业一起开始。那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她在位于北京西长安街的《世界日报》做记者，采访文教及妇女新闻。《世界日报》的办公室不大，编辑部摆了一长排桌子，为了节省空间，上晚班的和上白天班的共用一张办公桌。当时的海音被分配到和主编《学生生活》版的夏承楹共用一张办公桌。夏承楹做编辑，上白天班，下午发完稿就下班。海音白天在外头跑新闻，晚上才回报社写稿。两人各持有一副办公桌中间抽屉的钥匙，这张桌子由此也种下了她和夏承楹的一生情缘。自此以后，文字成为林海音的一种人生体验形式，夏承楹与林海音一生执手，在人生和事业的道路上相濡以沫。 　　 凭空里漫来阳光的味道(2) 　　多年后，林海音回忆说：“别人恋爱，这个那个的，我们没有。我们就是两个人玩在一起，他写，我也写，志同道合嘛！” 　　1948年从北京返回台湾后，林海音为家所累，不得不放弃工作居家围着孩子和锅台转。而这时的林海音，已在社会的变迁和时代的潮流中把自己变成了一条逆流的鱼，几千年里千百万女人几乎殊途同归的依附男权社会的宿命色彩，在她的认知里如黄叶摇落，自强而不懈怠的性格，落英流水一般洗亮相夫教子的日子。理家之余她笔耕墨耨，写作了她的第一本散文集《冬青树》。《冬青树》于1955年出版，是一部专写家庭琐事的散文集，读者看到了一个非常开朗、快乐的家庭主妇。比如她提到台风天或下雨天地上积水，孩子兴奋地跑出去玩水，孩子的姥姥指责做母亲的不好好管小孩，但林海音却觉得小孩子就应该如此，自己也很想加入呢！当时这本集子出版时，有人认为她尽写身边琐事，很小家子气。丈夫夏承楹不以为然，为其作序。他说，结识林海音是他生命中最大的收获，林海音为他生了四个儿女是她的最大成就，林海音以文债抵了儿女债。夏承楹这样以幽默欣赏和护卫林海音。一如当初他们恋爱时，他对海音自小失去父亲引导，却以优秀的成绩念完北平新专，然后自立，认真工作，赚钱养家，心里很是尊敬。 　　自1957年起，林海音陆续写作以老北京生活为背景的系列小说，1960年冠以《城南旧事》的书名结集出版，当时并未引起社会关注。20年后，《城南旧事》被大陆引进，拍成电影，一夜誉满天下。1998年，“世界华文作家大会”授予她“终身成就奖”。 　　林海音的小说以同情之笔写女性，她多种文体的作品都体现着很强的女性意识。 　　她说过自己对 “五四”文学传统情有独钟。她说：“我和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几乎同时来到这世上。新文化运动产生时，我才是个母亲怀抱中的女婴，我是跟着这运动长大的。”在林海音的青少年时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带来了中国社会两千年来不曾有过的巨变。新兴大城市崛起，现代通商口岸代替了原先郡县城市的中心地位，民间工业迅速成长；社会变革促使乡绅从农村搬到了城里，城市代替了农村，成为广大知识分子活动的中心。作为社会基层组织的大家庭开始解体，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核心小家庭中。新式教育普及并培养出大批新知识分子。 　　在中国社会的草长莺飞、桑田变迁中，林海音是很幸运的。她相对殷实的家庭环境，和处在巨变中社会心理相对稳定的北京城当时开放的生活，都使她能够追逐时代潮流，接受到新式的教育，成长为一位具有独立意识的，自尊、自爱、自强的新女性。她的青春亦因此花开繁华。她的人生，便也如同时光中的树，风动草动中，夏来春去里，扎根旷野里生动着、苍翠地生长。 　　她曾说自己受过“五四”的洗礼，她已经跳过来了，可是她看到许多在传统之下被压抑受痛苦的女性挣扎的心路历程，她用笔关注她们。这种体现在林海音作品里的女性意识，也是林海音的作品能够经受时间磨蚀的原因。 　　林海音的文笔语言，有细雨如诗般的温婉，有青灯古佛的恬淡，是一个有内涵的、善解人意的女作家呈给读者的优雅和宁和。她那么流水一样的, 浅淡地带你在字里行间蜿蜒穿行。一幕幕的，轻舒漫卷的，把一些世事人情铺展开来。读林海音写的书，也总是不倦的。就像是择了天晴而风和的日子，搭了船，悠悠走着，在白墙灰瓦的水乡里徜徉，走完了河，再进入湾。从容之中只任凭不紧不慢的河水把搭船的人浮载到想要停泊的地方。那般自然又安宁地，久久让人沉浸着，不愿出来。 　　真所谓文如其人。为人妻母和作为职业编辑、出版人的林海音就是这样，物换星移里明月轻舟的过往，弹指而笑间横笛吹箫，体现的是干练和侠胆。 　　她的女儿夏祖丽说，母亲一生这样的一个历程，是“刻骨铭心”的经历。夏祖丽是在写作出版了林海音的传记后作如此说的。在这本传记里，夏祖丽除了呈现一个作家丰富的一生外，还想让读者从中看到，一个人的命运是自己创造的，一个人可以掌握自己的人生。“其实，林海音的一生有很多不圆满的地方，但是有四两拨千斤的智慧。在每个情境的转换中，都能看到林海音是如何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面对困境、开创新局面的。” 夏祖丽这样评述母亲。 　　 凭空里漫来阳光的味道(3) 　　夏祖丽说，林海音很喜欢帮助别人，有一种侠女的义气，她经常说，这个人作品这么好都没出成书，我一定要给他出书。 　　林海音坦言：“我实在热爱编辑工作。” 　　林海音一生，作家对她来说是“业余”，编辑却是终身。77岁的林海音在关闭她经营了27年的纯文学出版社时，对人说：“忍不住想哭。” 　　1948年回到台湾后，她先后担任《国语日报》编辑，台湾最大的报纸《联合报》副刊《联合副刊》的主编，兼任《文星》编辑，《纯文学月刊》 及纯文学出版社的主编、发行人,成为最著名的老编辑和出版家,被誉为“台湾出版界的常青树”。 　　林海音给人们的印象，是一个很漂亮的、努力工作而且善于工作的、乐于帮助别人而且非常有正义感的职业女性，许多文学青年在她的培植下成长起来，很多作家在她的帮助下圆了文学梦。 　　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文坛是很荒芜沉寂的，一方面是台湾省籍作家面对语文转换后运用中文写作觉得困难，一方面40年代到50年代的政治弹压，也造成了台湾省籍作家的萎缩和退避。在这样的情况下，林海音以主编的《联合副刊》为园地发掘人才，培养作家，在本土作家中播下许多信心的种子。这段职业生涯里，她对于素昧平生、从未谋面的本土作家钟理和的帮助，成为台湾文坛很感动人的故事。在钟理和备受挤压、贫病交加时，林海音大量编发其作品，努力扩大他的影响，是“惟一给钟理和带来过一抹欢笑的人”。他突然病故后，林海音挥泪赶写悼文，又整理出版了《钟理和全集》，还在他的故乡建立了“钟理和纪念馆”——台湾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作家纪念馆。1984年，《香港文学》采访林海音，记者提到是她提携了黄春明、钟理和等作家时，林海音说：“既然许多作家这么表示，我多少能使他们走上文学道路，我也很高兴。” 　　林海音很喜欢拍照，拥有好几十本文友的照片，她曾在《联合副刊》写过专栏《剪影话文坛》，回忆她与作家及文坛的关系。读者从这些照片和她的文章中感受到文人的生活、作家和文学的魅力，这也对一些心有萌动的读者起到文学的启蒙作用。 　　1967年林海音创办《纯文学月刊》，她认为当时的台湾没有一份较为严肃且有水准的文学刊物，她并在《纯文学月刊》出刊的第二年成立纯文学出版社，纯文学出版社对台湾文学的出版影响很大，带动了台湾的整个文学出版。 　　林海音把纯文学出版社经营得非常成功。开端是她慧眼识金，出版了一套16卷本《改变历史的书》。这套书原是美国出版的，相中出版这套书，表现了林海音的魄力和编辑眼光。当时，连译者自己也劝她别犯傻冒险，要赔大本的。林海音认定这套书对读者了解西方文明进程的价值很高，向译者拍胸脯：“赔本儿我都出，好书应该出版。”这套书销路很好，并为新成立的出版社创了品牌。 　　后来，作家们一直把纯文学出版社当作朋友和娘家。经营纯文学出版社的二十多年里，林海音济困扶危，为纯文学发展呕心沥血的侠义行为，一直传为台湾文坛的佳话。一次林海音偶从报上看到《高山青》歌词的作者邓禹平穷困潦倒，半身不遂，出书无门，便提着营养品登门拜访，为他出版了《我存在，因为爱，因为歌》，使邓禹平老泪纵横。老作家苏雪林撰写的《屈赋研究》因冷僻鲜有人问津，出版社退给她一屋子书。林海音全部买下，后来全部捐给了和学校。林海音与作家的互动关系非常好，在林海音的传记里有一章“林海音的家就是半个文坛”，说林海音常约文友到家里吃饭，大家有事也约在她那儿碰面，常常是朋友又带朋友来，大家说，她为台湾文坛创造了一个文学社群的印象。 　　1995年，林海音77岁，夏承楹85岁，四个儿女全在国外。她已无力继续经营出版社了。有人建议，把这块金字招牌转让、出售。林海音顾虑续办者难以坚持原来风格，不一定能善终，毅然决定停业。她把库存的80000册图书全部捐给图书馆、学校，把所有作品的版权全部归还作者。凡库内有少量存书的，全部送作者。有的作者过意不去，坚持要买。她坚决不肯，“出版社结束了，不是营业，只送不卖。” 　　 凭空里漫来阳光的味道(4) 　　作为“两岸文学的交流使者”，纯文学出版社还是林海音“把两个地方连接起来”、“不分彼此地合而为一”的一座桥梁。1990年，林海音回到阔别了41年的祖国大陆，发现中国现代文学馆缺乏台湾藏书，返台后立即寄赠纯文学出版社开业24年出版的全套文学书籍，以及已经绝版的全套《纯文学月刊》。同时她还以个人的影响、号召力，动员台湾其他文学出版社向祖国大陆捐赠书籍。极大地丰富了文学馆图书库的台湾文库，成为了颇具规模的台湾文学资料中心，极大地方便了祖国大陆学者的研究。 　　此后，实现两岸“不分彼此地合而为一”，是她晚年坚持不懈奋斗的目标。她以年迈体弱之身，在晚年多次来祖国大陆，担任了名副其实的顾问，与中国现代文学馆合作，共同策划、编辑、出版了《当代台湾著名作家代表作大系》，这套丛书出版后，在海峡两岸引起了强烈的轰动效应。她又把祖国大陆学者为每位台湾作家写的导读性论文，附上自己撰写的《总序》，推荐给台湾《中华日报》副刊连载。这一系列文章的发表 ，其所占篇幅之大，所刊时间之长，在台湾报刊都是绝无仅有的，成为两岸文学交流的盛事。 　　跋山涉水，乐此不疲，这样的一位女性，以这般的皑皑不绝一仰难尽，这么一路错叠在时光流逝里，饶你多少豪情侠气，在领略她时，怕也会说是百年里都难睹的女子。 　　这样说，也因为为人妻母的林海音，也是这样叫人喜悦着，一如暗香浮动，花意袭人。 　　林海音的著作中有一本名曰《生活者　林海音》，她是以生活者为荣。生活者，北京话过日子的人。她是贤妻良母。早年学缝纫、打毛衣、学书法、学画画、学电子琴、学开车……她爱丈夫，自己病了，要住院，她第一个反应是丈夫怎么办。社务家事烦了，她就给朋友打电话：“实在受不了了，玩两圈吧。”她打不会算计，十打九输。有朋友给她取了外号“林大输”。要是某日手气好，赢了钱，就会说：“今儿打折，给一半算了。”她喜欢照相，爱给朋友们照，照完立即就洗，分送大家。她不乏，在丈夫与儿子合影背后题字是“凡夫俗子”。 　　刚到台湾时，家境不好，女儿裤子破了，她在洞上缝上小动物图案…… 　　“她真的是一位天资聪颖、勤奋努力，又热爱生命的女性，一路走来，她始终睁着英子的那双眼睛在看世界，认真地活过每一天。”夏祖丽这样敬佩着自己的母亲。 　　确乎如此。在时间迅疾的脚步后边，林海音就是这样一位美丽又闪亮的女子。在她近乎完美的人生里，她受着命运的眷顾和宠爱，又用自信和丰盈的心灵把握并灌溉着命运的纤脉，无论时世艰辛或是莺歌深邃，她都满怀了希望去生活，攀登和经受、感受和突破着生命的强大与弱小，欣慰着太阳晒出来的、霜打雨刷后的华美。 　　她其实是有很大的本钱可以安身立命的：出生殷实人家，有极美丽的容貌，从小接受到良好的教育，在开明的环境和氛围中成长，聪慧随和，婚姻幸福。仅此，亦是千万女性毕生所求。林海音却是极其自爱，又自立自强地苛求着自己。在不断的自我完善中，她幸福着，也把幸福和温暖给予别人。 　　而一场红尘之中，刹那芳华，却又有多少的山重水复。能如此的经风沐雨，却又不留风、也不留雨地繁茂着自己的娇艳，这般地粲然和晴朗，是受命运眷顾和宠爱，又在于有着不断地对命运的超越和攀升。 　　林海音在青年时代曾经演过话剧。她后来写文章时说，一场戏就像一桌筵席，过去就过去了。我在写作这篇文稿时无意读到她的这些话，一下就怔了半时。关于人生，人们总爱说那是每一个人的大舞台。如此想来，林海音的一生，该可以说是一场盛宴的。一场盛宴过去了，留给人们的便该是悠远长久的、缓慢而有力地渗透在生活里的记忆。 　　心头这样想过，只觉得这一个晚上，荟萃了她几十年的生命气象，暖意皓皓。窗外，玻璃上一簇簇的冰花带着水意轻轻地滑落了。 　　 凭空里漫来阳光的味道(5) 　　便是万籁俱寂。 　　　长亭外，古道边，　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　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　知交半零落。 　　　一斛浊酒尽余欢,　今宵别梦寒。 　　爸爸的花儿落了　我也不再是小孩子了林海音新建的大礼堂里，坐满了人；我们毕业生坐在前八排，我又是坐在最前一排的中间位子上。我的衣襟上有一朵粉红色的夹竹桃，是临来时妈妈从院子里摘下来给我别上的。她说：“夹竹桃是你爸爸种的，戴着它，就像爸爸看见你上台时一样！” 　　爸爸病倒了，他住在里不能来。 　　昨天我去看爸爸，他的喉咙肿胀着，声音是低哑的。我告诉爸，行毕业典礼的时候，我代表全体同学领毕业证书，并且致谢词。我问爸，能不能起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六年前他参加了我们学校的那次欢送毕业同学同乐会时，曾经要我好好用功，六年后也代表同学领毕业证书和致谢词。今天，“六年后”到了，我真的被选做这件事。 　　爸爸哑着嗓子，拉起我的手笑笑说：“我怎么能够去？” 　　但是我说：“爸爸，你不去，我很害怕，你在台底下，我上台说话就不发慌了。” 　　爸爸说：“英子，不要怕，无论什么困难的事，只要硬着头皮去做，就闯过去了。” 　　“那么爸不也可以硬着头皮从床上起来到我们学校去吗？” 　　爸爸看着我，摇摇头，不说话了。他把脸转向墙那边，举起他的手，看那上面的指甲。然后，他又转过脸来叮嘱我：“明天要早起，收拾好就到学校去，这是你在小学的最后一天了，可不能迟到！” 　　“我知道，爸爸。” 　　“没有爸爸，你更要自己管自己，并且管弟弟和妹妹，你已经大了，是不是？” 　　“是。”我虽然这么答应了，但是觉得爸爸讲的话很使我不舒服，自从六年前的那一次，我何曾再迟到过？ 　　当我在一年级的时候，就有早晨赖在床上不起床的毛病。每天早晨醒来，看到阳光照到玻璃窗上，我的心里就是一阵愁：已经这么晚了，等起来，洗脸，扎辫子，换制服，再到学校去，准又是一进教室被罚站在门边。同学们的眼光，会一个个向你投过来。我虽然很懒惰，却也知道害羞呀！所以又愁又怕，每天都是怀着恐惧的心情，奔向学校去。最糟的是爸爸不许小孩子上学乘车的，他不管你晚不晚。 　　有一天，下大雨，我醒来就知道不早了，因为爸爸已经在吃早点。我听着，望着大雨，心里愁得不得了。我上学不但要晚了，而且要被妈妈打扮得穿上肥大的夹袄（是在夏天！），和踢拖着不合脚的油鞋，举着一把大油纸伞，走向学校去！ 　　想到这么不舒服的上学，我竟有勇气赖在床上不起来了。 　　等一下，妈妈进来了。她看我还没有起床，吓了一跳，催促着我，但是我皱紧了眉头，低声向妈哀求说：“妈，今天晚了，我就不去上学了吧？” 　　妈妈就是做不了爸爸的主意，当她转身出去，爸爸就进来了。他瘦瘦高高的，站在床前来，瞪着我：“怎么还不起来，快起！快起！” 　　“晚了！爸！”我硬着头皮说。 　　“晚了也得去，怎么可以逃学！起！” 　　一个字的命令最可怕，但是我怎么啦！居然有勇气不挪窝。 　　爸气极了，一把把我从床上拖起来，我的眼泪就流出来了。爸左看右看，结果从桌上抄起鸡毛掸子倒转来拿，藤鞭子在空中一抡，就发出咻咻的声音，我挨打了！ 　　爸把我从床头打到床角，从床上打到床下，外面的雨声混合着我的哭声。我哭号，躲避，最后还是冒着大雨上学去了。我是一只狼狈的小狗，被宋妈抱上了洋车第一次花五大枚坐车去上学。 　　我坐在放下雨篷的洋车里，一边抽抽搭搭地哭着，一边撩起裤脚来检查我的伤痕。那一条条鼓起的鞭痕，是红的，而且发着热。我把裤脚向下拉了拉，遮盖住最下面的一条伤痕，我最怕被同学耻笑。 　　 凭空里漫来阳光的味道(6) 　　虽然迟到了，但是老师并没有罚我站，这是因为下雨天可以原谅的缘故。 　　老师教我们先静默再读书。坐直身子，手背在身后，闭上眼睛，静静地想五分钟。老师说：想想看，你是不是听爸妈和老师的话？昨天的功课有没有做好？今天的功课全带来了吗？早晨跟爸妈有礼貌地告别了吗？……我听到这儿，鼻子抽搭了一下，幸好我的眼睛是闭着的，泪水不至于流出来。 　　正在静默的当中，我的肩头被拍了一下，急忙地睁开了眼，原来是老师站在我的位子边。他用眼势告诉我，教我向教室的窗外看去，我猛一转头看，是爸爸那瘦高的影子！ 　　我刚安静下来的心又害怕起来了！爸为什么追到学校来？爸爸点头示意招我出去。我看看老师，征求他的同意，老师也微笑地点点头，表示答应我出去。 　　我走出了教室，站在爸面前。爸没说什么，打开了手中的包袱，拿出来的是我的花夹袄。他递给我，看着我穿上，又拿出两个铜板来给我。 　　后来怎么样了，我已经不记得，因为那是六年以前的事了。只记得，从那以后，到今天，每天早晨我都是等待着校工开大铁栅校门的学生之一。冬天的清晨站在校门前，戴着露出五个手指头的那种手套，举了一块热乎乎的烤白薯在吃着。夏天的早晨站在校门前，手里举着从花池里摘下的玉簪花，送给亲爱的韩老师，她教我跳舞。 　　啊！这样的早晨，一年年都过去了，今天是我最后一天在这学校里啦！ 　　当当当，钟响了，毕业典礼就要开始。看外面的天，有点阴，我忽然想，爸爸会不会忽然从床上起来，给我送来花夹袄？我又想，爸爸的病几时才能好？妈妈今早的眼睛为什么红肿着？院里大盆的和夹竹桃今年爸爸都没有给上麻渣，他为了叔叔给日本人害死，急得吐血了。到了五月节，石榴花没有开得那么红，那么大。如果秋天来了，爸还要买那样多的菊花，摆满在我们的院子里、廊檐下、的花架上吗？ 　　爸是多么喜欢花。 　　每天他下班回来，我们在门口等他，他把草帽推到头后面抱起弟弟，经过自来水龙头，拿起灌满了水的喷水壶，唱着歌儿走到后院来。他回家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浇花。那时太阳快要下去了，院子里吹着凉爽的风，爸爸摘下一朵茉莉插到瘦鸡妹妹的头发上。陈家的伯伯对爸爸说：“老林，你这样喜欢花，所以你太太生了一堆女儿！”我有四个妹妹，只有两个弟弟。我才十二岁…… 　　我为什么总想到这些呢？韩主任已经上台了，他很正经地说：“各位同学都毕业了，就要离开上了六年的小学到中学去读书，做了中学生就不是小孩子了，当你们回到小学来看老师的时候，我一定高兴看你们都长高了，长大了……”于是我唱了五年的骊歌，现在轮到同学们唱给我们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徘徊！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难得是欢聚，惟有别离多……”我哭了，我们毕业生都哭了。我们是多么喜欢长高了变成大人，我们又是多么怕呢！当我们回到小学来的时候，无论长得多么高，多么大，老师！你们要永远拿我当个孩子呀！ 　　做大人，常常有人要我做大人。 　　宋妈临回她的老家的时候说：“英子，你大了，可不能跟弟弟再吵嘴！他还小。” 　　兰姨娘跟着那个四眼狗上马车的时候说：“英子，你大了，可不能招你妈妈生气了！” 　　蹲在草地里的那个人说：“等到你小学毕业了，长大了，我们看海去。” 　　虽然，这些人都随着我的长大没有了影子了。是跟着我失去的童年一起失去了吗？ 　　爸爸也不拿我当孩子了，他说：“英子，去把这些钱寄给在日本读书的陈叔叔。” 　　“爸爸！” 　　“不要怕，英子，你要学做许多事，将来好帮着你妈妈。你最大。” 　　于是他数了钱，告诉我怎样到东交民巷的正金银行去寄这笔钱到最里面的台子上去要一张寄款单，填上“金柒拾圆也”，写上日本横滨的地址，交给柜台里的小日本儿！ 　　 凭空里漫来阳光的味道(7) 　　我虽然很害怕，但是也得硬着头皮去。这是爸爸说的，无论什么困难的事，只要硬着头皮去做，就闯过去了。 　　“闯练，闯练，英子。”我临去时爸爸还这样叮嘱我。 　　我心情紧张，手里捏紧一卷钞票到银行去。等到从高台阶的正金银行出来，看着东交民巷街道中的花圃种满了蒲公英，我高兴地想：闯过来了，快回家去，告诉爸爸，并且要他明天在花池里也种满蒲公英。 　　快回家去！快回家去！拿着刚发下来的小学毕业文凭红丝带子系着的白纸筒，催着自己，我好像怕赶不上什么事情似的，为什么呀？ 　　进了家门来，静悄悄的，四个妹妹和两个弟弟都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他们在玩沙土，旁边的夹竹桃不知什么时候垂下了好几个枝子，散散落落地很不像样，是因为爸爸今年没有给它们修剪、捆扎和施肥。 　　树大盆底下也有几粒没有长成的小石榴，我很生气，问妹妹们：“是谁把爸爸的石榴摘下来的？我要告诉爸爸去！” 　　妹妹们惊奇地睁大了眼，她们摇摇头说：“是它们自己掉下来的。” 　　我捡起小青石榴。缺了一根手指头的厨子老高从外面进来了，他说：“大小姐，别说什么告诉你爸爸了，你妈妈刚从来了电话，叫你赶快去，你爸爸已经……”他为什么不说下去了？我忽然觉得着急起来，大声喊着说：“你说什么？老高。” 　　“大小姐，到了医院，好好儿劝劝你妈，这里就数你大了！就数你大了！” 　　瘦鸡妹妹还在抢燕燕的小玩意儿，弟弟把沙土灌进玻璃瓶里。是的，这里就数我大了，我是小小的大人。我对老高说：“老高，我知道是什么事了，我就去医院。”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镇定，这样的安静。 　　我把小学毕业文凭，放到书桌的抽屉里，再出来，老高已经替我雇好了到医院的车子。走过院子，看到那垂落的夹竹桃，我默念着：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了。 　　 林徽因 中国知性男人的精神符号(1) 　　写这些文字的时候，这一年的四月天刚刚过去。风吹过初夏的某个黄昏。我把电脑里一组用排箫吹奏的乐曲打开，然后像旅行一样，在林徽因的时光里一直走。 　　一直走。 　　时间往回走，风隔着世纪的时光吹拂一个女人白色的衣裙。 　　在传统中国社会里，女人的地位低于男人。这从“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以及男子休妻的“七出”之条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国人的价值观里，阳总是优越于阴。即使柔弱能胜刚强，柔、弱、暗、下也总是卑微的，刚、强、明、上则是尊贵的。二者虽然被认为是应当相互和谐的，但还是有尊卑上下之分。 　　在人类进入文明史的几千年里，中国的女性一般都被藏在历史的黑洞中。这个黑洞是女子们的闺房，只有住在这个房里的人才知晓一切。 　　20世纪初，一场由知识分子领导的以西方现代文明为参照系进行民族自省的思想文化运动，使中国女性的地位开始有了改变。中国妇女先觉者以与新文化运动共体的方式，张扬着自我的独立品格，开始探索妇女解放的道路，让我们见识到了一些有别于传统女子的新女性，看到了她们激荡着青春气息与时代风云的美丽人生。 　　但是，这一批批女性觉悟者的探索并不顺利。 　　这种探索是摸着石头过河。又是由男人主导和推动的。探索者中真正有清晰认识的理性自觉者并不太多，她们既没有组织也缺乏交流，溃不成军。而在这些可数的女子中，惨淡经营并满目疮痍者不乏其人。真正的幸运者则寥寥无几。 　　林徽因是这个探索群体中很特别的一个。 　　说她很特别，第一要素当然是她取得了探索的成功。而且她找到的道路华丽而完美。在上个世纪留给我们的记忆中，她不但是优雅睿智的美女才女，而且是在多个领域都取得了瞩目成就的职业女性和有成就的专业工作者。 　　她的名字与三个顶级的男人联系在一起：一个是建筑大师梁思成，一个是天才诗人徐志摩，一个是学界泰斗金岳霖。 　　梁思成是她的夫君。对她既呵护体贴，又理解欣赏。他们一生相濡以沫。徐志摩把她作为诗意的源泉，情感的梦幻，后来为听她的演讲魂归蓝天。金岳霖则是为她固守自己的柏拉图式爱情，终身没有娶妻生子，却一生相伴其邻。 　　而林徽因自己，是建筑师、教授、诗人和作家。 　　上世纪30年代以来，她在文坛和建筑界双负盛名。从1930年到1945年，她与梁思成一同走了中国的15个省，200多个县，考察测绘了200多处古建筑物，保护了不少古城，破解了中国古建筑结构的不少奥秘，协助梁思成完成了对《营造法式》这部“天书”的解读。 　　她在建筑领域的成就，还体现在参与设计国徽、人民英雄纪念碑，改造传统景泰蓝，和梁思成一起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撰写《中国建筑史》（辽、宋部分）、《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等建筑方面的著述，被聘为清华大学建筑系一级教授。专业造诣不让须眉。有一幅照片记录了她和梁思成一同倚坐在北京天坛祈年殿屋顶上考察测绘古建筑的情形，所以她自豪地相信自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敢于踏上皇帝祭天宫殿屋顶的女性。 　　在文学方面，她主要有《你是人间四月天》、《激昂》、《昼梦》、《冥想》等诗篇几十首；话剧《梅真同他们》；短篇小说《窘》、《九十九度中》等；散文《窗子以外》、《一片阳光》等。 　　其中代表作《你是人间四月天》至今读来仍然让人击节叹赏，几乎是字字珠玉。 　　林徽因原本是闽侯一个官僚知识分子家庭的大家闺秀。她本是可以依附豪华的家庭背景舒适地做太太的。把自己置于男性主流社会，谋求自食其力的职业女性生活，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与社会客观认知相吻合的各个角色定位，而且是做到了这些角色的塔尖位置，这既是对林徽因作为个体的一种安慰，也使我们在审视中国女性生存空间时获得了内涵丰富的某种价值认定。 　　 中国知性男人的精神符号(2) 　　我以为，无论是相对妇女解放，还是着眼人类个体的社会生存，人们在进行衡量的时候都是依据某种标准的。这是社会和人的势利，但也说明了社会和人生的现实。因此，一个成功的模式，在它出现并被认可的时候，也就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务实性的对照和目标。 　　由此，人生这个很不好具体说明的概念，也就有了务实和比较。但这种比较同时又是一种控制，对其他人的人生价值判断和价值认定的控制。研究林徽因，对我们的生活，尤其是女人们的生活，也就很为实际。 　　从林徽因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当时由知识分子推动的中国妇女解放这样一种社会理想，在现实社会中是具有现实可行性和操作性的。女性要真正实现解放，其关键的标志就是生存独立和感情独立。生存独立是一个物质层面。即女性在选择自己的社会角色和对这一角色进行审视评判时，要确认自己有能力挣钱养活自己。 　　这是独立的基本保障。 　　生存独立了，才可能延伸到感情独立的问题。什么是感情独立呢？大概就是你可以不会因为男人的感情背叛要死要活，不会因为男人半夜不回家而疑是银河落九天，以泪洗面至天明。 　　按照这个逻辑，一个女人如果能够做到生存和感情独立，就可能再延伸到以一生之老平静而清醒地凝视人生的风云激荡，坦然面对一切的流离失所。这是更高层面的解放：精神层面的自控。如此，成功才具有完整性。 　　因为只有这样的人生体验才能将生命的幸福和苦难理解。 　　林徽因所取得的，就是这样的完整的成功。在不可把握的年代，她差不多是用完美而又优美的姿态做到了这一步。 　　说完美，指的是无论是为人师、为人母，还是为人妻、为人友，她的每一个人生角色都完整而让人倾羡。说优美，则因为她有能力自己赚钱买花戴，男人却偏偏愿意用万枝千把的花簇拥她。如同千年的精灵修炼成仙。 　　这么说，自然是指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是一个人被社会和人群认可或者说被接纳的程度。而一个人能够被社会接受到什么程度，其实自己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握的。女人们若是要与社会相处愉悦，大抵有几种情况：是否可爱是一种基本修炼。在此基础上有些丽质，是进一步的要求。然后是气质、内涵、才华学识等等，这些就是很高的要求了。倘若能够如此，这个女子一般容易得到社会的认可。 　　也许能够做到的女人不是很多吧。而社会当然是既需要男人也需要女人的。 　　这也是我们解读林徽因的前提。 　　在生存和实现自我的过程中，林徽因寻求到了与男性社会完美的结盟。甚至可以说，她试探到了女性和男性完美平衡的边界。 　　这个名字后面鼎盛繁华过的特别女子，已经成为中国男人尤其是知识阶层的男人们对女性的一种理想。林徽因自己也许并不自知，但她营造出的是一个时代的惊喜。而且远比她自己留给世界的记忆更深刻、更生动鲜活，牵动着今天的我们对着时空长久地凝望。 　　她隐含的奢华，明净的优雅，静谧的吸引，她的智慧、美貌、能力，再过多少年也是时尚，是美丽，是与未来同等重要的情感欲望在美学意义上的自我救赎。 　　而男人在想什么，想要什么，女人们自然是要十分注意的。因为这世界原本就是男人被女人所激发，女人因男人而表现。 　　如此，这个已经故去半个世纪的女子便一直与我们生活在一起。始终没有随着时光远离我们。我们参加关于她的研讨会、纪念会，研读多个出版机构争相为她出版的不同版本的传记。从这些大量的回忆文字和资料以及影视音像中，点点滴滴的林徽因不但生动呈现，而且已经在我们喧嚣的生活中演变为一种审美，一种符号，一种在物质生活得以满足后的精神情调或者情结。 　　而一旦某个人、某件物事有了抽象的意义，这个人、这个物什也就脱离个体成了一种现象，一个目标，一种时尚和追求。 　　 中国知性男人的精神符号(3) 　　在这个背景下读林徽因，我便如同傍晚堵车迟归一样，在林徽因斑斓华丽的时光里迟迟不能找出这时光之长街的出口。 　　起风的窗外，是白杨树的叶子在发出沙子撞击一样的哗声。 　　天地苍苍。 　　我无语。我心里想：把徐志摩那首著名的《再别康桥》中的一些句子改几个字，恐怕可以表述我对林徽因的感受：那时光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 　　这是林徽因离我的距离。是我们很多女人与林徽因的距离。 　　我研读了有关林徽因的大量资料，仍然不能把握。 　　但我一直在想，对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半个世纪都是不短的时光。我们在这不短的时光里碰到了很多人，遭遇了很多的事，岁月铺陈，很多人在来来去去，所谓遍地英雄下夕烟。为什么是林徽因这样深刻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又这样深刻地影响我们呢？ 　　流行的说法有三：一是她的美貌与气质；二是她丰富而含蓄的情感世界；三是她多方面的才华。 　　但我以为，若仅以此论，她却并不凤毛麟角。这几条也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前提而已。我想，一定有一些更重要更实质的东西，这些东西如同某个元素放进去后，发生了突变，产生了一个全新的独立体。 　　我思考着这样的关节点。我以为，林徽因现象，说到底还是与中国的男性主流文化和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联系在一起。 　　先天优越而又后天自觉的林徽因受到这两种文化的培育，像黎明抵达，像岛屿浮出海面，以可感可触可视的真实个体和偶合的质感，满足了中国知识阶层的男人们精神意识的无限可能性：林徽因式的女子，是这个男性群体的精神寄托。 　　如此，又惹来众多女人生生不息的注视和乐此不彼的参与。 　　因为男人们需要这种寄托。而女人们幻想成为林徽因。 　　20世纪30年代，林徽因住在北京东城总布胡同时，她家的客厅名为“太太客厅”。 　　这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间著名的客厅。众多文章和书籍资料都有过记录。 　　从这些文字中我知道这间客厅坐北朝南，白花花的阳光照进来，有闲的时候，林徽因穿一袭白色绣花长袍，点一炷清香，对着满池荷花写诗。 　　这间客厅的名字，该是得于冰心写了《我们太太的客厅》的一篇小说。冰心写这篇小说是在林徽因生前，有说冰心以小说中那个热衷交际、手腕灵活的女人暗讽林徽因。还有说林徽因看到这篇小说时，正好从山西考察回来，于是带了一坛老陈醋送给冰心。如果真是如此，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众多关于林徽因的记载中少有的对她的不利或者叫挑剔。然而后来冰心对此事专门进行了解释和否认。 　　而这间客厅的著名，则是因为它在这个沙龙聚会中所盛载的内涵。它作为一种象征，表述的是当时知识分子的一种生活方式。在先锋与大众之间，这种沙龙形式，也把中国知识分子试图以文化的力量推动社会变迁的理想变得通俗而有效。这应该也是为什么在后来的回忆中，来过这个客厅的人几乎不约而同地对林家的“客厅” 特别赞赏的主要原因。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要从林家沙龙的主要参与者说起。 　　聚会的主体是男性，是当时各领域的佼佼者。比如政治学家张奚若、经济学家陈岱孙、逻辑学家金岳霖、物理学家周培源，以及名满天下的胡适、沈从文、徐志摩、朱光潜、朱自清、梁宗岱、冯至、郑振铎、周作人、卞之琳、何其芳、萧乾等。他们的名字在今天听到仍然如雷贯耳。而他们的学识、见解以及他们的精神贵族状态，我们今天的文化精英们，也没有多少能望其项背。 　　这些人大都少年时期饱受中国的浸染，青年时期又接触到了“五四”的民主、科学意识，后来满怀抱负和理想出国，在西方文化的滋润中固化了自己的价值观。 　　在时代的变革中，他们参与其中，充当作用不一的角色。但他们更多地是选择用自己的学识和理念来完成自己的使命和实现自己的价值观。 　　 中国知性男人的精神符号(4) 　　他们追求自由，挑战自我，特立独行，却不激进也不标榜另类。他们懂得享受生活，却不铺张奢靡。他们事业有成，却不追名逐利。他们试图在生活品质和灵魂自由中寻求到最为超然飘逸的态度，注重精神生活和关注精神状态，但却内敛而有分寸。 　　简言之，无论是面对时代的变迁还是透视生活的光怪陆离，他们都有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在他们衣食无忧时，同时也梦想灵魂富裕。他们是一个精致而有格调的群体。在任何时代，他们都是先行者，是文化消费和社会潮流的引领者。 　　在林家的客厅里，他们聚在一起，并流连忘返。因为这里的一切同时满足了他们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审美，是一场记忆的盛宴。所聚会的对象多是鸿儒雅士，共同的经历和情趣使他们彼此相认。雅舍中，女主人阳春白雪，美丽优雅和聪慧才情如披香。这肯定是让他们十分愉悦的事情。而以沙龙的形式站在一个时代变化的前沿上，提出社会集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可以海阔天空地畅谈社会发展的未来。这又让他们的思想得以冲破自己的禁锢，在宣泄的快感和认同的满足中，他们不再感到精神的寂寞，并且还可以引发和完善自己的思考。 　　后来抗战爆发，这个群体的成员或流落云南西南联大、或流落到山城重庆、或流落到四川。他们不为物欲所动，不随波逐流，在困境中坚守心灵的纯净。无论穿长袍马褂还是西装，同样有黄钟大吕、中流砥柱的感觉，有金石气质。 　　关于这个群体在林家“太太客厅”聚会的情形有很多文字记述。几乎是每一个到来的人都兴高采烈而有所期待。上门来的各式各样的人都有。孩子和佣人跑来跑去的，还有各门亲戚和大学生们穿进穿出。他们在这里常会遇见一些当代著名的诗人和作家，聚会的人们在这里流连忘返。 　　当时的外籍学人费慰梅（即费正清）在《梁思成与林徽因》一文里回忆说：“我经常骑自行车或坐人力车在天黑时到梁家去。红漆双扇大门深锁，佣人把庭院入口的门闩打开，我就径自穿过内花园去找徽因。在客厅舒适的角落里坐下，泡上两杯热茶，我们迫不及待地把那些为对方保留的故事和想法讲出来。我们有时分析比较中国和美国的不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但接着就转向彼此在文学、艺术和冒险方面的许多共同兴趣，谈谈对方不认识的朋友。” 　　张奚若，一个讲原则、直率而给人印象深刻的人；钱端升，尖锐的中国政府分析家，对国际事务很感兴趣。陈岱孙，高个子、高贵而不苟言笑的经济学家。还有两位年长一些的教授，各自在其领域峥嵘头角：哈佛出身的人类学和考古学家李济，带领中央研究院小组在安阳发掘殷墟；社会学家陶孟和曾在伦敦留学，是中研院社会研究所所长。这些人如同建筑学家梁思成和逻辑学家老金，无一不是现代主义者。立志要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的过去和现在的现代化主义者。到了星期六，他们有些人的妻子也会出席，参与热烈的谈话。 　　让人琢磨或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就是在这样一间出入均为鸿儒雅士的客厅里，在那些见识非凡并在各个领域崭露头角的男人群体中，林徽因永远是“太太客厅”里的“女主角”。她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垄断了整个的谈话。据费慰梅回忆：“每个老朋友都会记得徽因是怎样滔滔不绝地垄断了整个谈话。她的健谈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使人叹服的是她也同样擅长写作，她的谈话和她的著作一样充满了创造性。话题从诙谐的轶事到敏锐的分析，从明智的忠告到突发的愤怒，从发狂的热情到深刻的蔑视，几乎无所不包，她总是聚会的中心人物。当她侃侃而谈的时候，爱慕者总是为她那天马行空般的灵感中所迸发出来的精辟警语而倾倒。” 　　著名作家萧乾也在《一代才女林徽因》一文中回忆说：“那天，我穿着一件新洗的蓝布大褂，先骑车赶到达子营的沈家，然后与沈先生一道跨进了北总布胡同徽因那有名的‘太太的客厅’。 “听说徽因得了很严重的肺病，还经常得卧床休息。可她哪像个病人，穿了一身骑马装。她常和费正清与夫人威尔玛去外国人俱乐部骑马。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她说起话来，别人几乎插不上嘴。别说沈先生和我，就连梁思成和金岳霖也只是坐在沙发上吧嗒着烟斗，连连点头称赏。徽因的健谈绝不是结了婚的妇人那种闲言碎语，而常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我后来心里常想：倘若这位述而不作的小姐能像18世纪英国的约翰逊博士那样，身边也有一位博斯韦尔，把她那些充满机智、饶有风趣的话一一记载下来，那该是多么精彩的一部书啊！她从不拐弯抹角、模棱两可。这样纯学术的批评，也从来没有人记仇。我常常折服于徽因过人的艺术悟性。” 　　 中国知性男人的精神符号(5) 　　如此众多的成熟优秀而有素养的男人集体默契，让一个女子站在男性群体的塔尖，并甘愿用柔和的光线烘托她的眼波灵转，文思如瀑，欣赏她的妩媚婉约与思想才情交相辉映。这只能说明两点：一是这位女子确实优秀，是他们的伙伴和哥们，是他们的精神对话搭档。二是他们愿意纵容这位女子。 　　关于第一点，因为显而易见，不难理解。林徽因在建筑和文学领域都能达到别人在这个领域的专业水准，这说明她既有科学家的逻辑和钻研，又有文学艺术家的敏感和审美。换言之，理性和感性在她的身上结合得非常完美。这使得她不断具有挚爱和激情，而且有着执著和坚韧。无论是建筑理想还是文学理想，无论是在“太太的客厅”里，还是在抗战爆发后颠沛流离的日子里，她从不放弃自己的理想、追求和人生态度。对此，儿子梁从诫对母亲的评价是：“在现代中国的文化界里，母亲也许可以算得上是一位多少带有一些‘文艺复兴色彩’的人，即把多方面的知识和才华——文学的和科学的、人文学科和工程技术的、东方的和西方的、古代的和现代的——汇集于一身，并且不限于通常人们所说的‘修养’。而是在许多领域都能达到一般专业者难以企及的高度。” 　　梁从诫对母亲是理解的。但林徽因在许多领域都能达到专业水准，则与她不断进取的人生态度紧密相关。她是一个非常坚韧和刚强的女子。林徽因身体不好，患有肺病。肺病在那个年代很难治疗。她因此经常抱病卧床，但表现出难以置信的激情和生命力。在抗战期间艰苦的生活中，她贫病交加，却抱病阅读二十四史，为写作《中国建筑史》做资料准备。后来她写了该书的第七章（五代、宋、辽、金部分），并承担了全部书稿的校阅和补充工作。在被医生断言最多只能再活五年的时候，她躺在床上写作《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介绍欧美国家的经验，为低收入者设计住房。 　　正是这种坚强所孕育出的一种精神力量，使她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她永远像奔涌的活力之泉，面向社会和生活作出欢欣的奔赴。 　　由于她同时还是一个诗人和作家，她具有极其丰富准确的表达力和活跃的思维。 　　她反应敏捷，妙语连珠，语言中的锋芒和闪烁的智慧、学识引发着共鸣，感染和影响着他人。如此，她作为“太太”永远的女主角是不难理解的。她那永不熄灭的激情，是一种足以使任何阻碍得以破碎的力量，是一种灵魂的飞扬。 　　关于第二个问题就复杂一些。为什么这么多顶级的男人集体默契，做她忠实的倾听者，愿意纵容这位“女主角”呢？ 　　这个问题说起来，就跟中国的知识分子文化相关了。 　　不怕有极端，只怕是虚无。这是中国的精神脆弱。从某种普遍性来说，中国文化讲究以自省、自励、自悟为主的修身养性，中国的男人尤其文化人大多认同入道高僧面壁思过式的个体沉湎来修身。表现形式就是很善于把内心的风云激荡外化为表面的不动声色。内向、沉默、含蓄、内敛。所谓一字千金，沉默是金。所以，在这个阶层，人和人之间的沟通一向很困难。 　　而林徽因身边的那些男人，他们所学横贯中西，在两种文化的撞击中裂变。社会责任感和社会理想在内心燃烧。但又终为知识分子的矜持和清高缚住。在现实的失望中他们洁身自好而又内心失落。如此循环，挣扎不脱。他们便在心里背了包袱。 　　而心里背了包袱，世界就退到心的边缘，却永远无法抵达。 　　如此，也就很容易虚无和精神苍白。 　　这样的虚无和苍白是一种孤独。 　　这种孤独不是寂寞，而且跟寂寞有本质的区别。这是一种来源于灵魂的感受，是精神的孤独，通过精神表现或者表达出来，又是一种自己也说不清楚说不出来的渴望。 　　总在渴望什么，又不知道是什么。你向人群走去，他们把脸转向你，却没有看见你。然而孤独却生发出光芒，照见了这个世界的五光十色。 　　 中国知性男人的精神符号(6) 　　中国的知识分子，长期以来就受着这种孤独之累。男人尤甚。而且随着学识、阅历的增加而增加。 　　寻求解脱便长久以来都是他们的哈姆莱特式拷问。 　　能够遇上林徽因这样令人愉悦的异性进行精神交流，这是一种精神温暖。这种带有精神元素的对话，在同性之间是很难进行的。男性之间互动交流的语言和内容是酒和女人。关系再近些的男人们，也就再延伸到赚钱和工作而已。 　　而女人之间，互动交流的话题则是家庭琐事多些，或者延伸到衣服佩饰之类。 　　由此出发让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林家里的聚会缺了林徽因机敏而锋芒的语言加入，缺了她激情而优雅的温润，一群矜持的成年男人的聚会会是怎样的情形和局面呢？ 　　而且从人类现象来看，异性之间互相的给予和沟通往往容易达到最大的愉悦体验和幸福状态。而真正可以进行心灵交流或精神对话，能够相互袒露内心和感知内心的朋友，肯定是在异性之间。所谓知己。 　　林徽因这样一个才情并茂的女性，以智慧的冷静和无顾忌的热情进入到男性群体，又如此可爱如此有见解有内涵，男人们如何会不欢喜呢？而且不仅是欢喜，而是使这个群体变得激情而充满趣味，他们蕴蓄的热情得到释放，沉默里有了期待和向往。 　　这样的变化通过这么一种美感而进行，就产生了新的模式。或者说，达到某种境界，它们构成了推动内心丰富的一种力量。 　　这就是寄托了。 　　在这一场场的沙龙聚会中，到底有多少当时年代顶级的男人参与其中，我不得而知。但我想，恐怕是林徽因自己也没有想到，她其实是这个沙龙聚会中最大的受益者。很多对于她想象不到的收获由此发生。 　　一切都在不经意间发生。不经意间，在语言的交锋中，这些见多识广的男人们的思想被开掘出来，这个世界的光怪陆离使她读懂生活的惆怅与欢欣，她在这个优秀的男人圈子里接纳新东西和思考新问题，走的是比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求学深造更优化的途径，她走的是直径。 　　李健吾曾说：“林徽因的聪明和高傲隔绝了她和一般人的距离……绝顶聪明，又是一副赤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做仇敌。” 　　对此说法，我深以为然。 　　身边多是男性朋友，同性无论怎样的妒忌或者敌视，也没了制作闲言或者是非的依凭，这就像即使是拿着武器对着谁，但枪膛里却没有弹药，无论如何也是构不成真正的伤害的。何况从整体来讲，男性中出类拔萃者是多于女性的，女受这些男性，是可以取长补短的。 　　如此，其实是男人们直接开发了林徽因的天赋和潜质，给了她不断提升自己的视野、经验、方法和信心的源泉。林徽因在这个过程中构筑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心灵世界，她有了思想，有了自己的道德观、价值观，有了自己的判断。 　　而有了这些，女人就可以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女人的心便少了许多茫然和焦躁，就有资格寻求生存的独立和情感的独立。 　　从从容容地，她就可以观察着别人的世界。不再通宵达旦地伊人寂寞或是纵酒消愁。在烛影摇红中，女人婉约有致，内涵丰富，微笑留香，一曲舒缓的音乐里轻轻举杯，朋友相对。 　　林徽因就是如此成长为中国知识阶层的男人们的红颜知己。 　　一个又温婉又可以愉快对话的女子，当然是可以成为一种精神安慰的，是可以倾心倾诉的。 　　林徽因身边的异性朋友多是知识阶层的。他们既有话语权又有影响力，本来就是社会的或者是某个领域某个群体的偶像，因为他们或者通过他们，本来就很优秀的林徽因于是变成了完美。 　　在岁月的流逝中，后来的人们没有面对林徽因本人的可能了。而关于林徽因的一切却一直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在流传。这种流传只能感受，就多了神秘和想像，也就更加审美。就成了一种情结和成了一种文化理想，并因此构建起男人和女人联系中一种文化符号意义的时态空间。 　　 中国知性男人的精神符号(7) 　　林徽因对于这些男性，就好像天幕打开了，“哗”地一下，这份灿烂就是如此。 　　而这些社会主流的男人如此惜爱她，女人们有多少不甘也只有放在心里嘀咕了。 　　又有多少女子能自视自己有这份实力，可以公然与她一敌呢？ 　　我作如此的诠释或者感慨，是因为想起了一句关于寄托的话语。 　　那句话这样说：所谓寄托，是我拿你来丰富自己。 　　事实上，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人：男人和女人。 　　男人和女人是互为寄托互相丰富的。所谓男人培养了女人，女人培养了男人。不过是有些人不懂，而有些人懂得却又难以为之罢了。 　　比如林徽因，即使我们懂得她，也是做不了她的。且不说有多少顶级的男人参与打造了她并口口相传。更有那关键的四个男人，相对于绝大多数女子都是水中月、镜中花。 　　首先自然是她的父亲林长民。林长民是民国初年闻名士林的书生逸士，又是倡言宪政、推进民主政治的著名政客，年轻时师从加拿大籍教师和日本籍教师，后来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经科，与梁启超是至交好友。 　　从一开始，林长民就把林徽因当成家中的女公子培养。 　　林长民以这种新物的气度，让林徽因从很高的起点上得到了开放的自由的全面发展。 　　1916年，林徽因入北京培华女子中学读书。1921年春，林长民到欧洲出席“国际联盟协会”的会议，林徽因伴随父亲前往。从1921年3月至1922年11月的一年多里，林长民带着林徽因游历伦敦、巴黎、日内瓦、、法兰克福、柏林、布鲁塞尔等地，在欧洲的文化名胜、博物馆，还有工业革命后迅速发展起来的一家家工厂、报馆里感受人类的文明成果。当时16岁的林徽因原本对工厂报馆这些地方没太大兴趣，但林长民却认为，恰恰是这些地方体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可以给中国社会今后的改良做参考，故“不可不观”。 　　这期间，发生了徐志摩与林徽因的爱情，但开明的父亲进行了非常妥善的处理。 　　当时同在伦敦的徐志摩对林徽因产生了爱情，就写信表示，林徽因见了信交给父亲，林长民并没有大惊小怪，也没有责怪女儿，他自己给徐志摩回了封信。信上说：“阁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惊，徽亦惶惑不知何以为答，并无丝毫嘲笑之意，想足下误解了。” 　　林长民如此处理，是一个负责任的父亲对女儿的爱护，也使尚处在未成年人阶段的林徽因对爱情、对男人有了初始的健康的颖悟。这对她后来得到爱、理解爱、学会爱很是重要。 　　在林徽因后来的人生中，她一直在爱的滋润中享受人生的悲喜，她得到了爱也付出了爱。她用爱包容一切的情：爱情、亲情、友情以及对民众的同情。她认为被爱是幸福，爱人是责任。她不忘却她得到的幸福，并具体分析这些因爱而领会到的幸福。在致沈从文的书信中，她说：“如同两个人透彻的了解：一句话打到你心里，使得你理智和情感全觉到一万万分满足；如同相爱：在一个时候里，你同你自身以外另一个人互相以彼此存在为极端的幸福；如同恋爱：在那时那刻，眼所见，耳所听，心所触，无所不是美丽，情感如诗歌自然的流动如花香那样不知其所以。” 　　在致胡适的书信中，她说她“爱思成，爱自己的家胜过一切”。她同时又以不同方式和同样的真诚爱着父亲、志摩、老金（金岳霖）、二哥（沈从文）和三弟（林恒）等人。她的这些深厚的情和爱是从少女懵懂时就慢慢积累起来的。 　　从林长民对林徽因最初的少女情怀的处理，我们可以看出，父亲并没有把女儿置于父权之下，女儿与他是对等的。林长民曾经在更早些的时候不无骄傲地对徐志摩说过：“做一个有天才的女儿的父亲，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伦的辈分，先求做到友谊的了解。” 　　从林长民的这些言行举止，我们可以想见，林徽因成长的家庭环境不但是大户人家，而且非常开明和宽松。 　　 中国知性男人的精神符号(8) 　　这应该是林徽因后来形成乐观、开朗、坦然等性格要素的基础。这些性格要素对林徽因的社会人角色很有用。张清平曾评价林徽因：“她的生命中有病痛，但没有阴暗；有贫困，但没有卑微；有悲怆，但没有鄙俗。” 　　16岁是人生的起步年龄，由于有这样一位父亲，林徽因在这个阶段接触到了很多优秀和成熟的人，具备了同龄的其他人所难得的视野。为她在今后形成人生的选择和正确判断事物的能力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她背着画夹，或是拿着一本书随地坐在草坪上，在剑桥一带消化她的所思所学所想，四下望去，皇家教堂富丽庄严，皇家学院散发着宁静、幽雅的气息。16岁的少女林徽因满怀了对未来的热望。 　　这段经历是林徽因很重要的人生财富。父亲给了她最基本的财富。 　　徐志摩年长林徽因八岁，他们相识时，徐志摩已经是一个两岁男孩的父亲。据与徐志摩一同在伦敦拜访林长民的张奚若回忆，林徽因当时梳着两条小辫子，差一点把他和徐志摩叫做叔叔。在父亲忙于公务的日子里，徐志摩陪着她，对她讲自己的理想，讲英国的诗歌，讲他对西方的理解。林徽因常常被徐志摩的讲述所打动。 　　在徐志摩的影响下，林徽因开始进行文学创作，并与徐志摩保持着红颜知己的情谊。而在徐志摩心中，林徽因始终重于世上的任何女子。他们往来密切。最后一次，为了听林徽因的演讲，徐志摩连夜搭乘一架小飞机从济南赶往北京，飞机坠落，徐志摩不幸英年早逝。梁思成从北平赶去处理丧事，从现场捡了一块飞机残骸拿回去给了林徽因，林徽因就把这块木头挂在卧室的床头，直到她1955年去世。 　　徐志摩有一首名为《偶然》的诗，据说是写给林徽因的：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 你不必讶异，/　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是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关于与徐志摩的一段感情纠葛，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林徽因这样表达她的感受：“我永是‘我’，被诗人恭维了也不会增美增能，有过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也没有什么可羞惭……我觉得这桩事人事方面看来真不幸，从精神方面看来这桩事或为造成志摩成为诗人的原因，也给我不少人格上知识上磨炼修养的帮助。 　　志摩inaway不悔他有这么一段痛苦的历史，我觉得我的一生至少没有太堕入凡俗的满足也不是一件什么坏事。志摩警醒了我，他变成一种Stiamulant在我生命中，或恨，或怒，或Happy或Sorry，或难过，或苦痛，我也不悔的，我也不Proud我自己的倔强，我也不惭愧。” 　　学者金岳霖，是中国一流的哲学家。金岳霖191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留学美国、英国，又游学欧洲诸国。回国后主要执教于清华和北大。他从青年时代起就饱受欧风美雨的沐浴，生活相当西化。西装革履，加上一米八的高个头，仪表堂堂，极富绅士气度。 　　金岳霖在晚年回忆说，他还是通过徐志摩认识林徽因的。林徽因一家在北京东城北总布胡同居住的时候，金岳霖与林家比邻。梁氏夫妇的有一扇小门，穿过“老金的小院子”到他的屋子，而他常常穿过这扇门，参加梁氏夫妇的聚会。到星期六下午，老金在家里和老朋友们聚会的时候，梁氏夫妇就穿过他的小院子来参加老金家的聚会。 　　据说金岳霖的生活很讲究，他家的做面包做得好，每天早上就给林徽因家送过去，没事了就到梁家一起喝茶聊天。这样交往久了，两个人就互相有了爱慕之心。大概是1932年夏天，梁思成从河北宝坻考察古建筑回来，林徽因告诉他自己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道该怎样办才好。 当晚梁思成想了一夜，第二天他跟林徽因说：你是自由的，如果你选择了老金，我祝你们永远幸福。 　　梁思成后来对他的第二个妻子林沫说，当时他和林徽因都哭了。 　　 中国知性男人的精神符号(9) 　　后来林徽因把梁思成的话告诉了金岳霖。金岳霖说，思成能说这个话，可见他是真正爱着你，不愿你受一点点委屈，我不能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退出吧。 　　从那以后，他们三人毫无芥蒂，金岳霖仍旧跟他们毗邻而居，相互间更加信任，甚至梁思成林徽因吵架，也是找理性冷静的金岳霖仲裁。金岳霖此后终生未娶，一直到八十多岁去世。 　　有记者采访暮年金岳霖，这样记述金岳霖翻阅林徽因诗集的情景：“林徽因啊，这个人很特别，我常常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好多次她在急，好像作诗她没作出来。有句诗叫什么，哦，好像叫‘黄水塘的白鸭’，大概后来诗没作成……”慢慢地，他翻到了另一页，忽然高喊起来：“哎呀，八月的忧愁！”我吃了一惊，怀疑那高八度的惊叹声，竟是从那衰弱的躯体里发出的。只听他接着念下去：“哎呀，‘黄水塘里游着白鸭，高粱梗油青的刚过了头……’”他居然一句一句把诗读下去。末了，他扬起头，欣慰地说：“她终于写成了，她终于写成了！” 　　只因为仰慕林徽因，自始至终都以最高的理智驾驭自己的感情。金岳霖用最经典的柏拉图式的爱情护卫了林徽因一生。 　　林徽因去世多年后，一天金岳霖郑重其事地邀请一些至交好友到北京饭店赴宴，众人大惑不解。开席前他宣布说：“今天是林徽因的生日！”举座感叹唏嘘。 　　“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这是金岳霖致意林徽因的挽联。也是所有男人对女人的一种理想吧。人们说：老金最懂她。这是不是他们理想中的女子就是如此呢？ 　　而一个顶级的男人，对一个女人的爱，不因她的婚姻，不因她的逝世而中断，迟暮之年还能把她几十年前写一首诗的情形记得如此清晰，把她当初写的某句话记得如此牢固，在金岳霖心里，想必这个女子就是女神。 　　而在所有的男人中，最难能可贵的当属梁思成。做林徽因这样如此优秀的女人的丈夫，我们可以想见梁思成的压力。事实上，梁思成也确实是有压力的。在林徽因去世后，梁思成曾跟林沫说过，作为徽因的丈夫，确实有点累。 　　梁思成说到这个话题，是因为林沫问他关于金岳霖为了林徽因终生不娶的故事。 　　据林沫说，梁思成笑了笑说：“林徽因是个很特别的人，她的才华是多方面的。 　　不管是文学、艺术、建筑乃至哲学她都有很深的修养。她能作为一个严谨的科学工作者，和我一同到村野僻壤去调查古建筑，测量平面爬梁上柱，做精确的分析比较。又能和徐志摩一起，用英语探讨英国古典文学或我国新诗创作。她具有哲学家的思维和高度概括事物的能力。” 　　梁思成这样评价过林徽因之后，诙谐地说：“所以做她的丈夫很不容易。中国有句俗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可是对我来说，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我不否认和林徽因在一起有时很累，因为她的思想太活跃，和她在一起必须和她同样地反应敏捷才行，不然就跟不上她。” 　　作为夫君的梁思成，在与林徽因一起携手人生的日子里，一直是以这样欣赏和包容的爱，给了林徽因实现自我的家庭土壤，使林徽因能够率性地发展和自我创造，可以恣意地幸福。 　　据《林徽因传》的作者张清平介绍，当年梁思成是因为林徽因喜欢建筑学而学建筑的。建筑学在他们之间，是共同的事业，也是情感沟通的基础。 　　关肇邺《忆梁先生对我的教诲》回忆说：“在先生那朴素而高雅的书房里，经常可以听到他们对学术上不同观点的争论。有时争得面红耳赤，但都有很充足精深的论据。我在旁静听，极受教益。也常有某一雕饰在敦煌某窟或云岗某窟、某一诗句出于何人之作等的争论而评比记忆力，等到查出正确结论，都一笑而罢。这些都使我感到多么像李清照和赵明诚家庭生活中的文化情趣。” 　　 中国知性男人的精神符号(10) 　　没有梁思成的理解，就没有在多个领域取得成功的职业女性林徽因。而没有梁思成的呵护和体贴，诗意地栖居的林徽因自然就不会恣意幸福着，美丽邂逅人生的各种惊喜。 　　梁思成的这种人格和品格，就是在今天，又有多少男人能够真正做到？或者说，又有多少女子能有林徽因的幸运？ 　　中国几千年延续下来的传统文化已经把女人社会化成男权社会的点缀品。置身男性社会而又同时获得男性群体的喜爱、尊重和欣赏，则更是高难度的尝试。对此，美貌、气质或者妩媚温婉的外表，智慧、坚强的性格特征，甚或再高些，能够懂得用类似力学原理的方法把握男人，也不过是女人有了些进入男性主流群体的本钱而已。倘若要获得这个群体的由衷接受并倾心相护，就需要一种涵养、一种学识、一些草长莺飞般的成长或更新。这是实力。长时期与男性世界相处并合作，这是获得男性尊重并愿意与之合作的根本。 　　而所谓有实力才有尊严。想要有尊严必须具有实力。 　　如林徽因，自然是女人们都想如林徽因的。不过很多女人没有这个资格罢了。 　　而我说林徽因是幸运的，还因为她生前身后抑或一直到今天，都沐浴在男人的爱里，这样的爱给她提供了很多次改变和发展自己的机会，她也成功地利用了这些机会丰富和提升了自己。 　　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所给予林徽因的爱，都差不多皆是人间难觅。 　　事实上，也正是他们对林徽因的爱情，使林徽因变得完美而理想化，渐次具有精神文化象征的抽象。 　　爱情其实是人类最复杂的精神领域和精神现象，能满足所有人的精神向往。多少年来，人类生生不息地追求它，为追求它而不管不顾处于癫痴的案例俯拾即是。 　　然而它又总是扑朔迷离，来无影，去无踪。现在，人类连DNA图谱都解读了，就是无法把握它。 　　爱情，它没有规律可循。 　　林徽因所经历的爱情是如此可歌可泣。人们沉湎其中，触摸到的一切很自然就带了各自纷纭而隐秘的一些元素，就触动了心里的一些东西，于是就很希望能有林徽因这样的红颜知己。有了这样的期望，人们便只想着或者只愿意看到林徽因的完美。 　　这就是林徽因在今天被理想化、抽象化的心理动因。 　　但同时，我更想说的是：林徽因的幸运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相对林徽因，她碰到的每一个偶然的个体差不多都对她有利无弊或者少弊。这些偶然相加并通过她的自觉领悟、吸收以及岁月的打磨，就像石头变成了玉，使她在各个角色上确实达到了很多女人只选一点奋斗一生也只有仰视的高度。 　　分析林徽因一生的经历，可以找出这种必然性的几点关键元素：一是在她的一生中，她的周围皆是成熟而优秀的男人，她的朋友多是这样的异性朋友，她一直置身在男性世界，并因为性别的差异，她得以在他们的热情与沉默中感怀其中蕴蓄的丰富与智慧，冲动和缺憾，在追寻这人性的繁华与寥落，红尘的璨美与无情中，林徽因由此得到了很多次改变和修正自己的机会。二是她的性格因素和天生潜质。她始终把理想基于现实的人生态度，使她在重大的人生选择上表现出极强的选择和把握能力，比如她对婚姻、对职业等等事情的理智选择，降低了她的人生经营成本。她既没有像丁玲、张爱玲、萧红那样以写作为生存手段而痛苦和不确定，也没有如陆小曼为追求爱情而受困于爱情。而把个性置入共性，使得她很容易寻找到可以和她结盟、可以给她支持帮助的社会生存伴侣，并获得推动人生的力量。其实细想一下，她的美丽也并不是倾国倾城，她能完成倾国倾城的女子做不到的事，还是因为她的性格和自内而发的魅力。正是这样的品质使她有着过人之处。 　　她恬静的气质和从容的神情令人心旷神怡。她的诗意张扬使她活力迸发。她的亲和力和感染力让人难以拒绝。他周围的人很容易被她感染，也很容易受到她的影响。她也因此很容易把握主动，获得调控和周旋的空间。 　　 中国知性男人的精神符号(11) 　　第三点，也是林徽因人生中的神来之笔，就是她的组合优势。 　　她与男性群体同行，但她的性别元素和性别符号却极其典型。通俗一点说，她是一个女人味很浓的女人：唯美、悲悯、有情趣、有味道，等等。另外一个组合优势则是她既是建筑学家又是诗人。她是会写诗的建筑学家，研究建筑学的诗人。 　　她在建筑领域不及梁思成，在文学领域不及徐志摩，但这两个领域在她身上的组合作用，发掘了她的潜质，开发了她的知识系统以及这个系统中不同学科的碰撞和互为补偿，从而拓展了她的思维视野。她因为跨专业而与众不同，因而在本专业的领域里不再平凡。 　　对以上种种，我知道我想说什么，我所看见的每一个林徽因的瞬间我都能记住，但这种记住却远在光年之外。 　　时光的尘埃抖落，长长的街灯下身后只有自己的影子在漂流。 　　我于是想起林徽因在青年时代的一次经历：1924年四、五月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访问，当时徐志摩、林徽因所在的“新月社”成员用英语赶排了泰戈尔的诗剧《齐德拉》，林徽因饰演公主齐德拉。演出结束后，泰戈尔走上舞台慈爱地拥着林徽因的肩膀赞美道：“马尼浦王的女儿，你的美丽和智慧不是借来的。是爱神早已给你的馈赠，不只是让你拥有一天、一年，而是伴随你终生，你因此而放射出光辉。” 　　世间曾有过这么一个女子，我们能够在这里记住她、怀念她，我想，这应该是我们的幸福。 　　在写这些字时，我无意而读到沈从文某篇小说里的一段话：“我的感觉是：春天日子是长极了的。长长的白日，一个小城中，老年人不向太阳取暖就是打瞌睡，少年人无事做时皆在晒楼或空坪里放风筝。天上白白的日头慢慢的移着，云影慢慢的移着，什么人家的风筝脱线了，各处便皆有人仰了头望到天空，小孩子皆大声乱嚷，手脚齐动，盼望到这无主风筝，落在自己家中的天井里。” 　　我看着这段话呆了呆，而后想：从通俗意义上来理解寄托，大概就是人们这种盼望的心理了。在社会的刚性撞击中，人们总是在盼望，因为这会使盼望着的人精神抖擞。而在这盼望的过程中，人们总是渴望温暖。这些温暖的念头，一般来说不是为了温暖身体，是为了缺少温暖的内心和生活。 　　穿越了春风听夏雨的来临，我读林徽因，便滋生出如许感佩。在行将结束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对自己说：寻常女子比如我者，则不妨逐渐学会感受我们生命中多姿而又丰饶的无奈与缺憾，去捡拾生活中真实的幸福。 　　如此想着，我读沈从文的小说，在同一篇小说里读到了另外一段有意味的话：“屋里似乎比往年热闹一点。凡到我家来玩的人，都说这花各种颜色开在一个钵子内，真是错杂的好看。同大姐同学的一些女人到我家来看花时，也都夸奖这花有趣。三姨并且说这比她花园里的开得茂盛的远。 　　妈因为爱惜，从不忍折一朵下来给人，因此，谢落了的，不久便都各于它的蒂上长了一个小绿果子。 　　妈又要我写信去告在长沙读书的大哥，信封里九妹附上了十多片谢落下的玫瑰花瓣。那年的玫瑰糖呢，还是九妹到三姨家里折了一大篮单瓣玫瑰做的。” 　　很久以前，植物并不会开花，上帝发现它们在沉默中深藏哀愁，于是把开花的本领交给了它们，并说花朵是它们的笑容。于是，“像花一样”也从此成为人类最美丽的比喻。人们精心地种花，并把花采进房间，那是因为人间最需要笑意。 　　我知道，有一个绝代女子梅艳芳唱过一首歌叫《女人花》。女人如花花似梦。很多人都赞同这种说法。 　　我以为，林徽因这样的女子，在任何年代打开，都像是打开一把花。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一句爱的赞颂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响点亮了四面风；轻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 　　 中国知性男人的精神符号(12) 　　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花前。 　　那轻，那娉婷，你是，鲜妍百花的冠冕你戴着，你是天真，庄严，你是夜夜的月圆。 　　雪化后那篇鹅黄，你像；新鲜初放芽的绿，你是；柔嫩喜悦水光浮动着你梦，期待中的白莲。 　　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记　忆断续的曲子，最美或最温柔的夜，带着一天的星。 　　记忆的梗上，谁不有两三朵娉婷，披着情绪的花无名的展开野荷的香馥，每一瓣静处的月明。 　　湖上风吹过，头发乱了，或是水面皱起像鱼鳞的锦。 　　四面里的辽阔，如同梦荡漾着中心彷徨的过往不着痕迹，谁都认识那图画，沉在水底记忆的倒影！ 　　　题剔空菩提叶认得这透明体，智慧的叶子掉在人间?消沉，慈净——那一天一闪冷焰，一叶无声的坠地，仅证明了智慧寂寞孤零的终会死在风前！ 　　昨天又昨天，美还逃不出时间的威严；相信这里睡眠着最美丽的骸骨，一丝魂魄月边留念，——………… 　　菩提树下清荫则是去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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